1949年8月，我丈夫黄琪翔应中共中央之邀到北平，出席9月21日召开的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时我们居住在香港，响应党的号召，和其他在海外的民主人士一起奔向解放区。他对我说：“把海外的资产统统变卖掉，不留一根草。”从此，他带着全家老少回到大陆。

　　1950年春，周总理为推进统一战线，加强各民主党派领导工作，建议原与民主党派有密切联系的民主人士参加民主党派。琪翔响应总理的号召，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并被推选担任中央领导职务。

　　琪翔和敬爱的周总理相识很早，彼此经常来往，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54年，琪翔调回北京工作后，我们和周总理、邓大姐见面的机会多了，总理常在繁忙的国事活动间隙，约我们去询问工作及生活情况，使我们时时感到总理的关心。

　　1957年反右时，琪翔被错划为“右派”。他精神上很苦闷，思想上也想不通，曾坦诚地向总理倾诉内心的痛苦。总理对他总是给以安慰和鼓励，使琪翔增添了生活的勇气。1959年，琪翔摘掉了“右派”帽子。在十年动乱期间，总理在自己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心中还惦记着琪翔。他听说我们搬出了原住宅，便派工作人员到农工党宿舍来看我们，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当时只能说：“没有什么困难。”后来由于琪翔实在难以承受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残酷迫害和折磨，便写信给总理。此信由我寄给邓颖超大姐，总理收到信后，马上派人来看我们。琪翔向来人诉说了当时的处境，认为继续在这里住下去生命就会有危险，希望能够搬家。在总理亲自过问下，1970年5月，我们搬到了建外灵通观大楼。我常常感怀周总理对我们的恩情！

　　1970年12月10日，琪翔与世长辞。上午11时我写信向总理报告，下午2时总理便派人来看我，代表他对我表示慰问，并当即指示全国政协为琪翔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在《人民日报》发消息，将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并送花圈表示哀悼。这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

　　“四人帮”被粉碎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琪翔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也再次得到改正。但是，由于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的个别干部水平不高，还给琪翔的政治结论留下一个“尾巴”。他们在结论上写道：“黄琪翔同志虽有错误言论，但不应划为右派。”这是缺乏实事求是精神的。琪翔一生坚持民族独立、反帝爱国、追求真理、追求进步，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即使在十年动乱时期，他也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我是他的妻子，必须为他澄清事实。于是，我向当时主持全国政协工作的邓小平主席汇报请示：“黄琪翔一生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我几十年从没听见他讲过一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现在说他有错误言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家属要求把加在他头上的所谓‘错误言论’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希望彻底改正。”邓小平主席收到信后不久，就批示“彻底平反”。

　　（作者为第五、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