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兴安师参战者的诺门罕战争亲历记

　　1939年7月4日早晨，在胡拉斯台河汇流点，巴尔善嘎拉高地方向，隆隆炮声，从昨夜以来，一直未停……午后六七点钟（原文如此），钱家店军官学校候补生蒙古族学生少年队80余人，坐着卡车来到师司令部，都是些十四五岁的儿童。据说是领他们来战场参观学习的，他们穿着肥大的军装很不相称。使用的步枪差不多高出他们一头，师长命令他们和独立骑兵连一起保卫师司令部。这些离开父母的孩子，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参加了战斗。

　　我军各部队的官兵，自从7月2日战斗开始以来，连续3天3夜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太阳火似地烤着，肚子饿得瘪瘪的，嗓子里火辣辣的，舌头像搅在粘胶里面，唾沫早已吐不出来了，可是还在日以继夜地进行着残酷的战斗。苏蒙军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攻势，对俘虏士兵当场教育释放，飞机散发日、蒙文对照的传单：“不要替日本法西斯充当炮灰。”“蒙古人不要杀蒙古人。”“你们快杀掉日本军官投诚过来吧!”“不要受日本人的欺骗”等等。对这样的宣传文件，不管日本军官如何控制，很快传遍全军，士兵和蒙古族军官大为动摇。每天各团队都发生逃兵事件，三三两两脱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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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7日黎明时，四面静静的，昨天撤退的那些士兵，不知都到了什么地方。我和张兴亚、宜色春到了补给所，少校军需谷垣长次和几个日本军需官正在吃早餐。公文箱子上边摆着牛肉罐头、鱼肉罐头和福神清牌的咸菜罐头，饭盒里满满地盛着大块炖猪肉，身旁放着一大桶白酒和几瓶月桂冠牌的清酒，还有黄焦焦的油饼，正在大吃二喝。见我进来也让我一同吃饭，我饿了一天一夜，不客气地饱餐一顿。一面吃一面想，士兵们在第一线连高粱米都吃不着，饿着肚子拼命厮杀，他们却在后方享福……

　　傍晚6时左右，日军击退苏军。联队本部进入兴安师司令部阵地沙坑里。由于联队长长谷川大佐阵亡，中佐联队副继任联队长职务，就在兴安师司令部阵地沙坑里举行就职仪式，拜受军旗。至八九点联队本部前进了，枪声渐远。伪兴安师司令部就此解围，松了一口气，稍得喘息时间。这天师司令部损失很大，“少年队”伤亡30余名，队长战死，独立骑兵连也伤亡了20余名。

　　由于“少年队”伤亡过重，影响不好，撤回钱家庄。伪兴安骑兵第五团团副德勒格少校和副官旺吉勒上尉昨夜失踪，不知去向。

　　师司令部南方三四公里处的沙岭，远看像一头跪卧着的骆驼，师长命名为“骆驼山”。清理战场的人从骆驼山附近拖回三辆装甲车，这是我军唯一掳获的战利品。从车里拖出两具蒙古人民共和国军人尸体，曾根崎中校狠狠地踢了一脚，骂道：“我当是苏联人，原来是混蛋老蒙古。”这话好像骂我，非常刺耳。

　　在四天四夜的激烈战斗中，兴安师损失很大，原来4500余人，经过大力收容，仅剩2600人。最惨的是兴安骑兵第四团，原编制800多人，仅剩高桥上校团长以下53人，抽出30名补充到独立骑兵连，其余20余名派到后方补给所充当炊事员，高桥团长暂时成了补给所长。从此第四团的番号在“兴安师”的编制里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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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我军后勤方面运来许多啤酒、日本清酒、白酒、牛肉罐头以及饼干等各种食品，分到各团队和师司令部。日本军官都得双份，蒙古士兵简直什么也分不到。说是“日本人生活水平高，蒙古人不习惯吃喝”。待遇非常不平等。

　　兴安骑兵第十二团团长田中秀一上校，将分配的食品放在自己掩蔽部外，堆积如山。给全团士兵们宣布，这些食品现在不分配，等攻过哈尔哈河，占领僧布尔敖拉高地以后，开庆祝宴会使用。可是他自己却每日三餐都吃这些。

　　自从兴安师参与防御以来，每日都有几十名伤亡官兵退下火线，有一个士兵脚腕被打碎，曾根崎中校看见说：“这小子是逃跑被射中的。”日本人对待蒙古人就是这样残暴，替他们拼命作战，还不说一句好话。

　　临阵逃亡事件不断发生，派出去的联络兵，往往一去不返。（胡克巴特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