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许燕给一些官员看过“心病”。 以前，看病的地点通常是“绝对隐秘的会所”，专车接送。如今随着“八项规定”的出台，来访者更愿意通过朋友认识后再单线联系，秘密而安全。许燕说，在找到自己之前，对方通常已经了解过自己的背景。许燕曾任校党委组织部部长、心理学院院长，这被她视为自己能够获得信任的重要因素。

　　“他们非常谨慎，开始都会聊些其他外围的东西试探，觉得可以了才开始讲自己或‘朋友’的事情，但讲得也不多，更不会说压力背后的原因。”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内，许燕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通过表情就能看出来他们很封闭，内心很沉重，甚至连身体都是很紧的状态，所以我首先会说明我们专业的保密原则，也不会主动去问他们遇到什么问题，我能做的就是把心理反应特征告诉给他，让他自己作判断。”

　　许燕的经历像是某种缩影。近年来，中国抑郁症患者中一个特殊而隐秘的群体正逐渐浮出水面。有媒体根据公开报道统计发现，自今年1月1日至7月31日，已有至少16名非正常死亡官员被认定为自杀或者排除他杀可能。在这16人中，至少7人在死亡前曾患有抑郁症，至少5人死亡前称身体有疾病。一个多月前，湖北省国资委国有企业第三监事会主席王运清跳楼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我很抑郁，抑郁难忍，先走了。”更早些时候，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卫生局局长张柏成跳楼自杀，他同样留有遗书：“我在医院检查有严重抑郁症，非常痛苦，不能吃睡，生不如死。”

　　如今，许燕对这些新闻已经“见怪不怪”，“这还只是被媒体报道出来的，究竟准确数字是多少我们并不知道”。在她看来，因为抑郁症而自杀的案例代表了某种极端的状态，而其大背景是心理健康?；谡龉裨比禾逯械娜找嫱瓜?。“看起来这是个人问题，但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要真正解决它，仅仅依靠学者或医生的努力，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他们大多在街边电话亭用公用电话做咨询，或者咨询自己子女出现的一些问题

　　最忙的时候，许燕几乎每周都要到政府部门做一次与心理健康有关的讲座，不少公务员都是忠实的听众，有些人甚至“从处级听到了局级”。 但饶有意味的是，课程结束后前来咨询的官员并不多，他们的求助方式也独具特点——他们大多在街边电话亭用公用电话做咨询，或者咨询自己子女出现的一些问题。

　　官场里对于“心病”的某种禁忌，是这个特殊群体普遍不愿意坦然问诊或就医的重要原因。“很长时间里我们把心理问题当作态度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觉悟问题，很多人觉得自己觉悟高态度正，他不承认得了病，还有人觉得这是意志薄弱的人遇到的问题，自己不该得的，所以拒绝承认。”曾参与过中组部对后备干部心理调查的清华大学心理系主任彭凯平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提到。

　　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些官员宁愿诉诸迷信也不愿求助心理专家。来自中科院心理所的祝卓宏教授就接触过一个基层官员，为了治疗心病，他专门请风水先生到家里，把家具都重新摆一摆。一次摆完他觉得好一些了，过一段时间又觉得不行，再请另外一个风水先生重摆一次，最后万不得已才想到要找心理专家来看心病。

　　这种现象在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博士李恒的临床经验中同样显露无遗。在他的印象里，公务员前来咨询、问诊和治疗的比例很低，即使有，也基本都是全自费，不走医保，为的就是不留档案，“让人知道有心理问题，怕会影响仕途”。包括李恒、许燕在内的几位受访学者都提到，更多的时候，一个电话打来，约个时间地点，不说为了咨询，而是“大家一起坐坐”。

　　由此产生的一个独特现象是，真正能进入医生视野范围内的“官心病”群体中，不少都是以心理问题躯体化症状为主的患者。李恒接触过一位来访者，尿频一年多，肾病科、泌尿科、中医，挨个儿看过来都没有作用，结果到他这儿按照焦虑症治疗焦虑，抗抑郁的药一吃，辅以心理治疗，病很快就好了。而真正的病根是，他在工作中得罪了领导，闹了心病。

　　“很多人宁愿硬扛着也不愿意去看心理科，大部分干部很忌讳这个。我只能说在接触过程中，能感觉到很多人的心理健康状态是不好的。”许燕记得，自己曾在一次讲座中列出过“心理枯竭”的几大症状，结果台下许多人回应：“您说的这些我们都有！”

　　2012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曾经对20个中央部委共2500名职工进行了一项与压力状况有关的调研，结果有63.3%的职工认为自己承受着中等以上程度的压力，13.5%的职工选择了重度或者极重的选项。

　　许燕记得，每次到机关部委上课，自己演讲的主题都是“工作压力和心理调适”。有时候，连她自己也觉得重复性太强，“我说我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心理学研究，你们就不能听点别的吗？他们说不，说我们就想听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