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背后的改革逻辑

　　腐败被经济学定义为“公共权力被用来以违反规则的方式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国内外许多研究亦表明，一定条件下，腐败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尤其在国有制主导下的经济体中。

　　检索已侦办的腐败案件可发现，土地和矿产开发、交通设施建设等是政府官员贪腐的高发区，工程招投标和设备采购、海外并购，则是央企高管常见的利益输送通道。

　　当公权力无限度干预和破坏市场规则的时候，腐败必然滋生和蔓延，上演劣币驱逐良币的闹剧。四川落马富豪刘汉自2001年结识权贵周滨之后，他的商业帝国迅速膨胀，横跨金融证券、能源电力、房地产、矿业开发等多个领域，资产高达400亿元。梳理刘汉案清晰地看到，官商勾结、暗箱操作贯穿了他整个的发家史，他的许多商业对手遭遇排斥而退出市场。

　　这显然是对市场经济的戕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要搞真正的市场经济，把市场能解决的事情交给市场，就必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才是此次反腐的根本。

　　早在2005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就表示，“反腐同样是生产力……政府系统今年的反腐侧重点将开始向影响全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腐败案件发力。”

　　反腐是有代价和成本。有国际金融机构测算认为反腐可能拉低今年中国经济增长0.6至1.5个百分点，因经济活动减少带来的损失可能达1350亿美元，接近孟加拉的经济规模。这引发了国内一些专家对经济稳增长的担忧。

　　“所谓反腐败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减慢，这本就是个伪命题。”财政部长楼继伟在7月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记者会上给出了针对性回答，“腐败常和政府过多管制结合在一起，解除管制减少腐败机会，使得市场发挥更好作用，对经济增长有好处”。

　　复旦大学经济学者陆铭，多年来一直研究腐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他的研究模型证实，当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合理规划反腐路径，加大反腐力度，可以实现在反腐败的过程中经济的持续增长。

　　“反腐对经济增长有益，包括对于经济增长有潜在的收益，也包括对于社会发展公平性的收益，还有就是反腐败本身可以成为一种价值。”陆铭说。

　　中央宣布对周永康立案审查的第二天，中石油、中石化等股票分别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无疑显示了市场对反腐的认可。

　　一些分析人士总结反腐将给中国经济带来七重利好，包括：支出效率提升，有利于建立更加健康的市场经济;社会紧张局面缓和;提升劳动生产率;有利于中国经济避开“增长陷阱”;收缴大量赃款，充实国库，为经济发展注入资金;挤掉腐败经济泡沫，推动行业转型;利好A股。

　　林卿颖是参与国务院督察组进驻地方督察的少数媒体人之一，其最近撰文指出，“当下的反腐巨浪背后兼具改革逻辑，反腐和经济增长并不矛盾。反腐和改革，其归宿终将并轨一处，那就是建立可持续经济增长生态。”

　　“中国经济很难回到增速8%的快车道。”国内外众多研究机构均预测，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新常态”下，反腐与改革并辔推行将成为新治理策略的核心内容。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开始有序地付诸实施，各项改革多点开花。随着我国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大简政放权，放开自然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会更深入，必将重塑政商关系。

　　“反腐永远在路上。”8月25日全国政协常委会议上，王岐山这样为他的发言作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