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独董”：拿钱、签字、放行

　　作为源自欧美现代企业制度的“舶来品”，独立董事本应为中小股东代言，具有投票否决权———来自沪深交易所的数据显示，我国从2001年起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在上市公司近三年数万次的投票中，多达7000余名上市公司独董仅有47次表示反对意见，94次弃权，签字同意次数几乎达99%。

　　特别是在2012年，在深市大量中小上市企业中，仅有1例独董投出反对票。部分“中国式独董”的“拿钱、签字、放行”现象愈发突出。

　　比如，部分上市公司陷入“比拼”独董薪酬和行政级别的怪圈，特别是部分金融领域的上市公司独董薪酬日渐攀升：中国人民银行[微博]浙江省分行原行长谢庆健、福建省银监局原局长刘南园，2013年在宁波银行、平安银行(10.15, -0.09, -0.88%)薪酬均达约37万元。而在2010年年报中，大部分独立董事薪酬还仅为5万-10万元。

　　事实上，不仅国企聘请前官员任独董司空见惯，一些民营企业也不甘人后。比如，浙江宁波的上市公司雅戈尔(7.43, -0.06, -0.80%)，一度有5位独立董事全部为退休官员。

　　A股独立董事的另一怪相，在于“签字放行易，尽职履职难”。

　　今年5月，天目药业(14.14, -0.41, -2.82%)两位独立董事对年报投下反对票，随后被大股东发起股东大会罢免。此前，伊利股份(26.21, 0.20, 0.77%)也曾上演同样的独董因坚持“独立性”被罢免的奇观：其前任独立董事俞伯伟被罢免独董后，公司部分国债买卖被曝出巨亏，但该项投资并未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独立董事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制衡股东，监管“内部人”。“但我国独立董事由大股东聘任，薪酬由上市公司发放，是独立性不足的根源。”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纪鹏[微博]说。

　　“官员独董”退潮仍需警惕盲区

　　从2006年《公务员法》首度明确官员退休后的“冷冻期”，中纪委、中组部历年来已多次规范干部在上市公司兼职行为；财政部、教育部等部门甚至专门下发工作人员在企业兼职行为的暂行规定，明确所在系统副处级以上级别干部不得在外任独立董事。

　　然而，“官员独董”选任不够透明，“根治”仍缺乏长效约束机制，依然使官员独董数量不在少数。这类现象就带来了三重弊端：削弱反腐效果、抬高企业成本、潜在不公平竞争。

　　一是借助任后“变现”，削弱反腐效果。据中纪委通报，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原副司长熊必琳已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其退休后就一直担任上市公司西王食品(15.57, 0.06, 0.39%)的独立董事。中国人民大学原招生处处长蔡荣生落马前，也曾身兼7家上市公司及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要警惕部分官员在任时为企业谋取非法利益，当时没有收取好处，离职后到企业任职‘安全着陆’或兑现好处，成为受贿的一种隐蔽途径。”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说。

　　二是多种途径隐性兼职，抬高企业成本。赴上市公司等公众公司兼任职，还只是独董江湖的一个缩影。非上市公司是我国企业总量的主体，这些非公众公司同样也设有独立董事等“外部式”职务，而赴民企任监事、非执行董事等顾问性职务的情况更为隐蔽。

　　三是助长了企业间竞争的“灰色因素”，还可能带来不公平竞争。一些企业表示，由于行政隶属之便，国有企业在引入曾经的监管者方面具有优势。“这可能形成市场竞争中的天然优势，对认真做事的企业也是不公平的。”一家民营创业板上市公司董秘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