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担当精神，还表现在敢于承担工作中错误的责任。说实话，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伟大人物并不一定都能做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缺乏成功的经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包括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对这些错误的教训进行回顾和总结，是非常有益的。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已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党内外拥有崇高威望的邓小平，不仅对党的历史上的错误不加任何掩饰，而且还勇敢地为其承担责任。在他看来，这个时候毛泽东等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已不在世了，由他来承担责任，是责无旁贷的。前面讲到，在反“右”斗争中，邓小平是很努力地防止扩大化倾向的，但是最后还是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导致许多正直的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敢讲真话的优秀党员干部、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爱国人士，长期受到委屈、压制，遭受不幸。对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诚恳地说：“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诿过于人，而是勇敢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说：“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

　　对待“大跃进”运动问题也是这样，邓小平从不推卸自己作为领导集体中一员的责任，换句话说，从不把这一责任都推到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身上。他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种担当，也是一种胸襟！

　　一个返璞归真的邓小平

　　邓小平晚年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话道出了他内心深处深深的人民情结。这种情结，不仅表现在他一生所做的许多大事上，也表现在一些很细小的事情上。这部传记记载了不少这样的细节，有时竟使我们在写作时也眼眶发热。当年，刘邓数万大军在大别山，到了深冬季节，邓小平同普通战士一样穿着单衣。为了不增加当地群众的负担，他和刘伯承发动了一场自制棉衣的运动，他自己也一针一线缝制了一件单薄的棉衣。棉衣穿旧了，棉花都露出来了。身边工作人员让军需处给他做了一件新棉衣，请敢讲话的陈赓去劝他把旧棉衣换下来，但还是挨了他的剋，让人将新棉衣送给了战士穿。在滴水成冰的天气里，警卫员找来点稻草要烧火给他烤烤写文件的手，他却让人赶快把稻草还给老百姓了。大别山穷，大别山人民穷，他不忍心动用老百姓的一根稻草！

　　我们在撰写这部传记时，主观上有一种意识，就是既要揭示邓小平作为一代伟人崇高的精神世界，又要反映他同普通人一样的情感。我们花了一定的笔墨去追寻他的个人情感历程，包括他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前后与家人的关系，他先后的三次婚恋，他家里添丁添口，特别是他在“文革”中两次被打倒后的家庭生活等。这恐怕也是这部传记与同类人物政治传记不同的一个地方。政治人物落难的时候，往往是他回归普通人情感状态的时候。这个传记用一个整章描写了邓小平在江西一个县办拖拉机厂做工的谪居生活。我们在这里给读者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让人们看到了一个“返璞归真”的邓小平，一个回归社会底层的邓小平，一个作为丈夫的邓小平，一个作为父亲的邓小平。为了不让身体不好的妻子劳累，他默默地把家里重一点的家务活都承担了起来。为了省钱，他不再抽好一点的烟，喝好一点的茶，甚至吃馊了的饭菜。他像普通父亲一样，过年过节盼着子女回家，把家人的团聚作为精神上的慰藉。这些，可能会更加拉近读者与传主思想情感上的距离。

　　邓小平的这种平静，反映了他的沉着坚毅，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支撑着他，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支撑着他。他心里装的绝对不只是一家人的柴米油盐，而是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他要重新担当改变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有一个前提，就是要重新出来工作。后来，毛泽东曾经问他，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他说了两个字：“等待。”其实，他并不是在消极等待，而是在坚持不懈地为自己重新出来工作，哪怕是出来“做点调查研究之类的工作”，创造条件，做着应有的准备。而这些，则正是他同普通人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部传记里，我们试图努力做到既把他作为一个伟人来写，又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写。(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邓小平传(1904—1974)》主编 杨胜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