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城镇化如火如荼进行之时，一些地方悄然出现了户籍“非转农”现象，与通常“农转非”的城镇化趋势相反，部分人希望将城市户籍转为农村户籍。类似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例如杭州市滨江区马虎村20余名大学生要求将因上学转出的户口转回农村，浙江桐乡市一年出现52例跨省“非转农”事件等。浙江的台州、义乌等地还专门出台相关文件来应对这类问题。另外一个相关趋势也引人关注，那就是我国农民“农转非”的意愿越来越低，最近媒体报道称有90%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一项针对全国的调查也显示，有75%以上的进城农民并不愿意放弃农业户口。由于这种现象与城镇化的大趋势相反，很多人称之为“逆城市化”。

　　“非转农”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

　　“非转农”现象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并非全国普遍现象，“非转农”高发地区主要集中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良好、与城市差距较小的地区，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以高度的农村工业化为特征，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广大农村作为大城市的腹地，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农村工业，农村工厂和市场遍地开花，交通便捷，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大幅缩小。以浙江为例，浙江义乌等地农村的许多百姓都自己办厂开店，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当地规定，农村社区的居民可以免费得到一块120平方米的宅基地，一块宅基地平均价就在百万元以上，如果再在这个宅基地上建3层小楼就值600多万元。

　　第二类是以发达的集体经济为基础的村庄分红为特征，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在这些地区土地收益根据社区户籍每年分红，这意味着拥有当地的农村户口，就能够有从土地经营收益中分一杯羹的权利。在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很多村庄集体修建工厂出租给外商，至今仍有大量的租金收入，当地村民按照户籍可以按年获取红利。因此，珠三角很多地区的农民即便有“农转非”的机会也不愿意把户口转出去。

　　第三类大量集中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拉动了郊区的发展，大城市周边的土地价值也在不断增值，一旦拆迁或者土地征用，能够获得大量补偿。

　　在上述三类情形中，当地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都比较高，农村公共服务比较齐全，与城市的差距非常小。

　　“进城不转户”的牵制力与排斥力

　　除“非转农”之外，近年来越来越多农民愿意进城，但并不愿意转户口。这主要源于农村土地后顾之忧的牵制力以及半截子城镇化的排斥力。

　　农民对进城的最大顾虑来自于土地，尽管国家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但各地在制定城镇化具体政策时多以农民的土地为条件，土地换保障、土地换住房等政策曾经大行其道。土地对于农民而言往往是最后的生存保障，以此为代价进入城市，农民必然心存疑虑。

　　为了消除顾虑，解决新市民的社保、就业、发展等问题就至关重要。然而很多地方只顾把农民转移出来，农民的生活成本提高、就业困难、城市融入情况差，同时没有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上楼致贫问题不断出现，让农民放心且自愿地放弃农村户籍成了困难的事情。

　　当前的现实是，只能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作为农民转户进城的主要承接地，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往往不尽如人意，对农民缺乏吸引力。

　　这体现了我国城市发展的行政级别特征，即城市很多资源的配置是按照行政级别进行的，行政级别高的大城市获得更多资源，行政级别较低的市县镇则获得较少资源。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京津冀地区，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资源集中，大城市病一直解决不了，而环绕北京、天津的河北省却有很多贫困县，因为资源过不去。以往的城乡统筹，是把资源都统筹到城镇尤其是大城市去了，乡镇、县城发展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