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采取了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但在当时，不少海外学者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体制较优，计划经济体制较差，市场与计划双轨并行的制度则最差。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还是选择了双轨的、渐进的改革路径？

　　2014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又恰逢甲午纪念、一战百年，历史的经纬线恰在这一刻交错。百年来中国历经沧桑、饱受屈辱，走过了艰辛又漫长的二十世纪后，在世纪之末终得以厚积薄发，震惊世界。

　　新中国第一代革命家出身，又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其诸多思想，尤其是对经济制度改革方面的视野与手笔，影响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政经格局。

　　从不教条化地按照既定模式改革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上台，取得了执政权。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采取了双轨渐进的方式进行，实践结果比苏联以及东欧国家按现有经济学理论的主张进行“休克疗法”要行之有效得多。

　　但在当时，不少海外学者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体制较优，计划经济体制较差，市场与计划双轨并行的制度则最差，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必须“一次跳过一条鸿沟”。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领导人还是选择了双轨的、渐进的改革路径呢？

　　我想这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从不教化地按照一个既定模式来推进改革，以及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本身也是第一代革命家有关——这些过去的革命家和现在的领导人都参加并领导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关于改革的两个“意想不到”

　　中国改革从1978年开始，效果最显著的是邓小平总结出来的两个“意想不到”：第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的生命力和对农业的巨大推动力；第二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

　　1998年通货紧缩之前连续五年的投资增长实际上是从1992年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开始的。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就必须由投资来进行推动。五年来不仅国内企业受到南巡讲话精神的感召快速地增加投资，而且外国企业也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力度。1992年以前，外资在我国固定生产投资中的比重没有超过5%，但在1992年以后这个数字上升到12%，最高达到过20%。几年下来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结构变化，中国从所谓的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