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情节反转”

　　北青报：您怎么看待湘潭产妇死亡事件的情节反转？

　　邓利强：在“湘潭产妇死亡事件”中，我们可以听到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其中之一就是个别不负责任的媒体偏听偏信发出的声音。必须得承认，这又是一个“典型”的医患关系报道，“产妇躶体”、“满口鲜血”、“医护失踪”等具有冲击性的字眼，在刺激人们神经的同时，又暗示其为一起医生缺乏责任心的医疗事故。

　　我认为，媒体人对待医疗纠纷的态度，应该是慎之又慎。要知道，每个医疗个案都有自己的特点，用“外行”眼光去选择“真相”，既背离了新闻工作者应有的准则，也会最终导致社会和患者对医院和医务工作者的痛恨。对医院、医生，我们应该给予宽松的社会环境、合理的法律环境和理性的舆论环境。

　　北青报：“湘潭产妇死亡事件”中，为何出现院方人员“开溜”的情况？

　　邓利强：在这件事中，院方人员发现病人死亡，觉得家属会打人砸物，于是选择悄悄离开，让村支书代为通知。为什么躲？以往的一些医疗纠纷新闻，报道了不少打骂医护人员的行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了医护人员“躲避”的情况，毕竟寻求自保是人的本能。

　　关于“无责赔偿”

　　北青报：您认为事发医院如果没有责任，应该赔偿吗？

　　邓利强：羊水栓塞该不该赔，不能笼统地说，还要看在羊水栓塞形成之前，医院所采取的措施有没有可能增加羊水栓塞的风险。此外，当羊水栓塞出现时，医生是否及时发现其体征表现并予以处置。

　　如果医院完全无责，就不应该赔。如果存在责任，应按专家确认的责任比例进行赔付。“湘潭产妇死亡事件”从整个进程看，医院应该是尽力救治了，具体有无问题、责任大小，要看医疗鉴定。

　　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受到舆论的压力，一些医院不该赔也赔，导致医疗纠纷责任不清、是非不明。我们坚决反对在没有鉴定或者专家评议的基础上，为了息事宁人去赔，特别是这种已经被炒作起来的死亡案例，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责任认定。

　　北青报：一些评论认为，医患双方选择“私了”，源于现行医疗鉴定体制的信任缺失，因为我们的医疗鉴定体制有“医医相护”之嫌，您怎么看？

　　邓利强：专业人士鉴定专业问题，这是全世界的通例，也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做客观评价。所以，请大家尊重科学。如果经过专家鉴定，认定医院负有责任，不仅要对患者进行民事赔偿，还应对负有责任的医护人员进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对引起新闻事件的医疗纠纷，有清晰的、对社会负责任的处理结果。

　　关于“报道追责”

　　北青报：若如您所说，一些“噱头”报道造成了医患关系割裂，又导致医生在诊疗过程中畏手畏尾、顾虑重重，为何很少看到受舆论伤害的医院去诉诸法律？

　　邓利强：从医院的角度看，新闻事件如能平息就谢天谢地了，他们觉得与媒体打不起官司。不过，日前我们中国医师协会刚刚向中国记协投诉了一个记者，他在“产妇缝肛门”、“走廊医生”等一些涉医报道中，都发表了与真相完全相左的文章。

　　在涉医的“问题性报道”中，个别案例性质恶劣，某些记者极端不负责任，混淆事实，歪曲真相，恶意撕裂医患关系。而且长此以往，乐此不疲。我们投诉的那名记者，其情况就属于这样。

　　就“湘潭产妇死亡事件”，我们会继续关注其医疗责任认定。如果最后证实，事实与个别媒体报道有较大冲突，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将积极联系当事医院，协商权益维护问题，追究相关媒体失实报道的责任。

　　北青报：这里是否存在记者因涉及医学专业而产生的“误读”呢？

　　邓利强：这涉及的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一种是因记者未尽到责任，没在技术上、专业上寻求帮助，其缺失造成了文章报道的“外行”；另一种就是故意不做，制造话题煽情，以达到炒作的目的。第二种情况典型的莫过于“缝肛门”事件的不实报道。

　　为了减少医患间的不信任，中国医师协会正在思考，如何应对医疗纠纷中的虚假新闻，目前正着手设计制度化的应对方案：比如投诉、乃至诉讼。以此促进媒体在医疗纠纷的报道中，更加理性客观地去维护，而不是去撕裂这条社会中的“生命保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