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自己从小就是个顽童，很不招人喜欢。比如往迎亲队伍里蒙着盖头的新娘扔石子儿（当地有扔棕树籽打新娘的习俗，意味着多子多福），跟在挑柴火大人后面用手偷偷使劲儿加大重量，在挑水人的水桶里悄悄洗手弄得人家没法食用……那时我奶奶每天都要处理好几件这样的“投诉”。

　　我出生在江西鄱阳湖边上的一个小村庄，南北两边的房屋自东往西排列，合成一条简易的街道，中间是麻石路，当地人称为“街上”。村东是苏山，那是我小时候见过最高的山，长到十一岁，才知道山那边的模样。村北有一条小河，委婉地从苏山的涧壑里流来，河上横卧一座石板桥。河水清澈，洗衣、洗菜、吃水，都在这条河里。水向西流，一直流进鄱阳湖。这样的环境最适宜小伙伴进行各种游戏，摸鱼、嬉水、撑船、捉虫虫、采野果、同邻村的小孩们“打仗”……山水田畈之间洒满了童时的欢乐。

　　父亲是干部，在外地工作。爷爷干活但不管闲事，一次打洋油回家，系瓶子的绳子断了，一大瓶油砸在路上，他头也没回走了，到家后只吩咐奶奶带上家伙去扫玻璃碴子。见者视为怪人。奶奶出身大户人家、书香门第，能背出好多诗文。叔叔上过民国时期的高小。妈妈干农活、打柴。

　　奶奶回老外婆家，总要带些适合我的书回来。四五岁时，爷爷和叔叔开始教我认字，写毛笔字，描红、临帖，说是要练练我的性，收收我的心。很奇怪，我一点儿也没反感，而且很享受过年写对联时大人送上的称赞。五岁半上小学，校长陈希贤老师不接纳，说太小了，他儿子这么大时话都说不清，把“爹爹”叫成了“嗒嗒”，奶奶说你考考他。校长拿出一年级第一册课本，翻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叫我认，我接过课本一口气从头念到大半本还要继续，校长说：“算了，算了，报名吧！”于是我成了学校最小的小学生，但后遗症也出来了，上课不安分。老师罚背书，一点儿也难不倒我，只好任命我当“班长”。套上紧箍咒可就没辙了，不仅老实多了，还要带头做表率啊。

　　十岁前，爷爷和叔叔叫我认、写、背了多遍《百家姓》、《三字经》、《弟子规》、《朱子家训》、《千字文》，背熟并抄写了《昔时贤文》，而且指着家里旧得发黄的线装《四书》、《监本诗经》、《御批通鉴》、《纲鉴易知录》等告诉我：“长大了这些都要读。”

　　1966年，我考上了初中。其时“文革”爆发，入学后碰上“?？文指锩?rdquo;，数学课只接触了一点“有理数”就再也没有课上了?；炝肆侥晡冶惚环⒒乖叵缋投?，学会了耕田、插秧、割禾、打禾等农活，那时幸好有书，还有父亲为家里买的收音机。并不漫长的日子里，我居然盼着能生病，因为生病就能名正言顺地休息，自在地看书了。是书，让我挨过了那段看不到任何前景而且极其单调的岁月。

　　1970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都昌分校的圩堤被洪水冲垮，暑期扩大招生，以便投入更多的人手修复堤坝。父亲让我报了名，入农机专业就读。一入学就是挑土筑坝，整整干了一年时间。加宽加高的圩堤足以抵挡第二年的洪水了，我们才开始了上课学习。做坝期间，我的墙报功夫得到充分发挥，一个人从写稿到誊抄到插图全包了。正式学习开始后，没有教材，我便组织用钢板刻印，附带练出了一手不错的钢板刻印技术。那时，我最迷恋的还是书。1972年，共大毕业后，学校将我留了下来，干办公室工作。不久，碰上了“批林批孔”运动。我在办公室收发材料，发现了县里寄来的一捆《论语批注》，想到家里的线装书藏起来不敢示人，一直没有按爷爷和叔叔的交代读《四书》，便自己留下了一本。那本书真的编得很好啊，比线装书好看多了，有注释，有白话翻译，最后是批判文字，我可以不十分费力地读懂它。书后的附录是《孔丘的反革命一生》，帮助我了解了孔子的生平。这本书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儒家的原典，而且深深喜欢上了它。那些令我犯糊的批判文字除了帮助我进一步加深了对文句的理解外，基本上没有产生“革命的正面作用”。再后来又有注释本的《法家著作》等等，我都当做古文读；《儒法斗争史》，我就当做历史来读，直到后来弄到一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利用办公室工作之便，我为校图书室订了不少文学杂志，自己利用“特权”悄悄留下看完后才交到阅览室。

　　1977年恢复高考，我决意赌一把。找来表姐的初高中课本，数理化看不懂，干脆丢开，只读语文、历史、地理、自然，政治时事靠读报。那年冬天的高考考场，挤满了中国积压了十年的考生。语文试题的作文是《难忘的时刻》，我是在稿纸上完成的，根本来不及誊抄；另一题是古文翻译，取自《韩非子》“楚人有鬻盾与矛者”。当时收卷的铃声已响，我不顾一切，埋头做完，没有一丝停顿。监考的是一位女老师，默默地站在我身边看着，没有催促和打断。想到这一幕，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

　　高考成绩出来后，我这个实际上只有小学毕业文凭的考生，数学仅3分，还是蒙出来的；语文105分，其中作文85分，古文翻译20分一分没拉，其他几门百分科目都在八九十分以上。所幸文科数学仅做参考，也不考英语。我便这样迷迷瞪瞪地进入了大学历史专业，直到今天的样子。

　　有人说：“你是侥幸遇上了幸运，让你从一丝门缝里溜进了大学。”

　　也有人说：“你是用前二十年，预备了高考的那两天。”

　　对吗？或许吧……

　　作者简介：王东林，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江西省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正大研究院院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