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代“东”

　　以“西”代“东”是将中国文学研究西方化，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下研究中国文学，缺少对中国文学民族特点的把握。不可否认，世界各民族文化有共同的发展规律，这是我们在文学研究中可以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但同时我们也要承认，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可是自近现代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体系逐渐西方化了。在古代文学研究著作中的表述语言，表面看起来还有一定的传统色彩，但是从理论的阐释到作品的解读都带有鲜明的西方文化印记。这些西方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认识中国文学，但是这种生吞活剥的做法，却不可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反而使人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认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偏离历史的事实和民族的传统，失去了民族的特色。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对文学艺术起源问题的论述。

　　可以说，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起源观，不同的文学艺术起源观决定了一个民族文学传统的形成。中国人很早就有关于文学艺术起源问题的看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心灵感动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礼记·乐记》）“诗言志”“诗缘情”等其他说法都是由此而来。但是，看一下我们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著作，在介绍文学艺术起源的问题时，却很少有人对此加以重点介绍，大书特书的却是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说”、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席勒的“游戏说”、泰勒等人的“巫术说”、苏珊·朗格等人的“符号说”等等。当然，我们并不是一概地反对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艺术起源的问题，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对于艺术起源这样一个带有一定先验性的学术命题，并不是西方人才认识过、讨论过，也不是只有西方人的讨论才有学术价值和科学性。中华民族在很早的古代也曾经讨论过、研究过，并且有西方理论所不具备的长处。更重要的一点是：一个民族对于文学本质和文学起源问题的早期认识，不管它的“科学性”如何，它却往往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民族对于文学艺术的理解，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文学气质和文学特色，在客观上成为在该民族文学发展中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即便再有道理，在没有被中国人接受之前，它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也没有发生过影响。而“诗言志”这个古老的命题，却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而且，只有通过对“言志说”的深刻理解，认识它与中国古代诗人和诗歌创作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发掘中国诗歌的民族特色。

　　事实上，某些流行的以诗歌、小说、散文、戏曲为描述主体的中国文学史体系，也带有明显的近代西方文化色彩。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是诗与文，戏曲与小说的形成都很晚，在整个中国古代的文化地位也很低。即便是到了宋元以后，戏曲小说开始流行，诗文仍然占有不可替代的正统地位，可是，按此标准所建立起来的明清文学史，却把戏曲小说放在了非常显赫的位置，诗文的地位远非其比，而赋这一重要的文体则根本不见踪影。其实，即便是关于诗的发展，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也显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我们上文所言，受“诗言志”传统的影响，中国的诗歌从一开始就以抒情诗为主，长篇史诗基本没有。可是，在上个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有过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史诗的热烈讨论。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像古希腊一样的史诗，有些学者由此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不发达。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玄鸟》、《长发》等，就是中国古代的史诗，它们虽然没有古希腊史诗的长度，但是却具备史诗的全部要素。仔细分析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如果我们换一种中西文化平等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就完全不是如此。中国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古代不曾产生如古希腊一样伟大的荷马史诗，但是在同时期却产生了如《春秋》、《左传》、《国语》等一大批记载历史的伟大的散文著作。而这不正是中国文学值得骄傲的民族传统，不是对世界文学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吗？全球化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中西文学的关系，打破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思维模式，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

　　为什么在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会存在上述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客观原因是由于社会的变革太大太快，最重要的主观原因是功利性过强。因为前者，使我们来不及从容地进行学理上的准备；因为后者，使我们片面地追求社会功效。鲜明的现代主体意识导致了简单地以今例古，忽略了古代的文学观与现代文学观的区别；急于现代化的迫切心情使我们盲目地照搬西方，忽视了中西文化上的许多差异。最终的结果，就是在缺少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细致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远远不够成熟的功利性过强的西化色彩浓郁的文学史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伴随着中国百年来现代化的历程而发展，承担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然而，随着新世纪我们对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重新理解，这一文学史理论体系的不足日益显现。由于缺少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程的全面描述，缺少对它的历史特征和民族特征的深刻把握，如何使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多的认同，更好地参与世界文化的建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课题。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