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海南的政协，包括本地的媒体也做了不少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海南省及各市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对日军侵琼暴行进行调查，这是对海南侵琼日军“慰安妇”制度的首次调查，同样也是迄今为止官方进行的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第一次调查。在这次调查中，有二十多位老人讲述了自己被迫沦为“慰安妇”事件受害者的惨痛遭遇。

　　苏智良说，日军占领海南后，把海南作为入侵东南亚的重要战略基地，所以驻军很多，他们掳掠了很多中国的妇女，包括当地的黎族、苗族、汉族妇女，甚至还有岛外的朝鲜妇女，海南也因此成了抗战时“慰安妇”制度的受害重灾区之一。

　　1939年4月，日军入侵海南的第三个月就已经设立慰安所。到1941年止，日军在琼设立的慰安所至少有三百余家，“慰安妇”事件受害者总数在万人以上。

　　苏智良的学生赵青青几年前曾对澄迈、临高两县的7名“慰安妇”受害幸存者为中心做过调查，通过研究几位幸存者的受害经历，概括了日军强征“慰安妇”的三种手段：一是日军用暴力手段强掳受害人到“慰安所”或者日本据点加以凌辱；二是以强征劳工的名义，将大量青壮劳动力抓去开矿山、修公路、修炮楼等，然后将其中征来的一些妇女强逼沦为“慰安妇”受害者；三是日军在战场上俘虏的女兵。

　　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平均年龄八十六七岁，疾病缠身，生活应该说是比较困难，全社会都要来关心她们。

　　诉讼：8个老人向日本政府讨公道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海南 “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以恢复她们的名誉，并给予每人2300万日元的赔偿，这些幸存者大都是海南的黎族或苗族，日本侵琼期间她们遭受日军性暴力时都是未婚少女，年龄最小的仅14岁，最年长的才17岁。

　　然而经过长达10年的对日诉讼之路，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起诉案与之前的3次山西类似案件一样，在反复上诉与驳回之间挣扎，最后均以原告方败诉告终。东京高等法院在终审判决中尽管认定了侵华日军二战期间在海南岛绑架、监禁和强暴妇女的事实，承认日军暴行对受害“慰安妇”造成了精神疾患，其损害直到现在还在持续。但以中国政府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索赔权为由，认为受害人的个人索赔权也因此丧失，裁定原告败诉。

　　消息传到中国后，外交部发言人作出回应：日方应拿出应有的道义感和责任感，尽快妥善处理，还受害者一个公道。

　　曾数次陪同老人出庭的中方代理律师康健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此前她曾代理过山西的“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起诉日本的案件，后来看到海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整理过的资料中显示有海南岛“慰安妇”的问题，就在1997年的时候，赶到海南，在海南省政协调查的基础上，又一起来做些调查。

　　康健说她和日本律师团多次到海南调查“慰安妇”事件，相比山西，海南有语言上的障碍，因为幸存者大多都是少数民族，没法直接交流，就要进行双重翻译，借助黎语翻译成普通话以后，再翻译成日文，这个难度就比较大，时间费得也比较长。

　　在东京高等法院进行二审的时候，康健等特别提出要对受害者做精神损害鉴定，日本政府的代理人刚开始不同意。但东京高等法院的法官认为这件事情关系重大，认为有必要鉴定。所以就由康健委托日本的精神方面的专家野田正章，对受害者进行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