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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制程序不规范

　　《精神卫生法》强调自愿原则，病人自己决定接不接受治疗、什么时候出院，公安、医疗机构如果坚持认为还要继续治疗，有可能涉嫌强制医疗，造成“被精神病”

　　云南昆明丰宁社区是一个老旧小区，派出所管辖片区包括汽车站、城中村等地区，人员流动性大，外来人口、无业人口较多。从湖南投奔姐姐的精神病患者小吴就住在这个小区。6年来，他不停地扬言要到幼儿园砍人，派出所每天派民警跟踪，以防小吴肇祸。去年，派出所把他送回湖南老家，没多久又来了。今年初再次送回去，两个月前他又回到昆明。

　　对于小吴这样的患者，要不要对其实施强制医疗？谁来把他送到医院治疗？丰宁派出所所长郭俊峰很头疼。按照《精神卫生法》，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措施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但是该法并没有明确谁是送医的执行主体，如果公安机关作为执行主体，精神障碍患者一般也不承认得病，不愿意治疗，监护人没有同意，很可能造成“被精神病”。但是小吴的监护人远在湖南，如果监护人自己送小吴就医，就要承担治疗费用，很多监护人因此不同意送患者去住院治疗。像小吴这样的患者属于国家规定的六类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公安机关又必须对其实施管理。

　　此外，《精神卫生法》强调自愿原则，病人自己可以决定接不接受治疗、什么时候出院。医疗机构如果坚持认为还要继续住院治疗，也需要说服患者和监护人同意，如果得不到同意，就只能让其签字后出院。这样的患者出院后的管理以及责任落实等也并未明确。

　　“目前启动强制医疗的程序不规范，标准也不是太明确，比如谁来送医，医院怎么收治等等。”云南省公安厅法制总队副队长陈智勇说。

　　“什么情况可以实施强制医疗，我们自己摸索着建立了一套收治流程，对那些经过鉴定，认定是重性精神病患者，或者犯罪未遂、有明确危害他人行为指向性的，对其实施强制医疗。”上海市治安总队队长单雪伟说，即便如此，对一些患者仍感到棘手，比如流浪乞讨的精神病患者，其住院办理主体不明确，一些涉嫌非暴力刑事案件犯罪的精神病患者，收治仍面临程序不明确。

　　单雪伟建议，出台强制医疗实施办法，明确收治过程中的各方责任主体，明确住院办理主体，民政负责甄别身份，公安负责直接送患者到医院，卫生指导医院救治。

　　治疗费用谁承担

　　强制医疗的费用应根据患者身份来解决。如果患者身份不明、没有参加医保等，公安送医时很可能面临医院无法收治的情况

　　在丰宁社区，有一名疑似精神病患者，几次去寺庙砍人，派出所派出六七名民警，终于制服了这名患者，强制送去精神病院。但该患者家里收入低，付不起医疗费用，医院不收治。为了不让患者继续肇祸，派出所民警自筹2000多元，让患者住进了医院。

　　一般来说，强制医疗的费用根据患者身份来解决。如果是民政救助对象，由民政给予救助费用；如果参加新农合、医保，则由医保报销，重性患者还有一些民政医疗救助金。有关法律并没有规定强制医疗的费用出处，如果患者身份不明、没有参加医保等，公安送医时很可能面临医院无法收治的情况。

　　“由‘110’民警救助送入医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目前没有一个规范性政策依据，导致治疗、费用、出院及其他问题，比如危重症患者转院签署医疗文书、死亡善后工作等，处理时难度大。”昆明市精神病院院长李幼章说。

　　“不仅是经费问题，云南省没有安康医院，经常送都没地方送。”郭俊峰说，去年辖区内发生了至少6起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案件，这几名患者不知道该往哪送，成了烫手山芋。有一些救助站救助过的，救助站不再接收。楚雄州公安局负责人也反映，偏远乡镇路边经常能发现一些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但是把这些人带到公安机关不合法，也找不到监护人，无法处理。

　　“全国只有23家安康医院，负责接收这些肇事肇祸的强制医疗病人，还有一些省份比如云南没有专门的机构，造成公安没法送，民政不接收，卫生管理系统也查不到信息，难以实施管理，缺乏治疗的重性精神病患者不利于社会安全稳定。”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巡视员邓孟春说。

　　“对肇事肇祸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强制医疗机构来安置。公安 、派出所控制了精神障碍患者后，医院没有专门的病区安置这些有危险的病人，这个难题就留给了派出所。比如在丰宁派出所，就需要在24小时内由4位民警不断轮番监视病人，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副局长王斌说。

　　上海有所安康医院，在《精神卫生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实施后，其职能转变为强制医疗所，不再是行政执行单位，成为了司法执行机构，专门收治触犯刑法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患者。但是该院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其医务人员属于公务员，招进来了医生，还需要再考公务员资格。由于工作艰苦且收入较低，难以留住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