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人才是基层群众中有一技之长、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才，具有草根性、广泛性、非官方性等特点，是基层稳定的重要力量。加强民间人才队伍建设，是新时期党管人才工作践行群众路线具有开创性的一项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市委书记钱建民肯定说。

　　据悉，目前绍兴各区、县（市）已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措施，发放证书7.58万张，挂牌2.78万户，奖励资金110多万元，创业信贷667万元，选拔986名民间人才作为入党积极分子，2422名列为村级后备干部培养对象。

　　对已经评出来的人才，该市还组织开展学习培训、技术传授、经验交流、成果推广等各类活动，参与者已达3.3万人次。此外，该市还培育民间组织1495个，创设志愿服务、技术帮扶、文化活动等载体，有3000多名民间人才参与择岗服务；建立联系联络制度，有6.2万名干部联系8万余名民间人才，通过经常性走访，把民间人才团结和凝聚在党组织的周围。

　　经过一年多的评选，全市评出各类民间人才36.5万人，群众的尊荣感大大提高。

　　高新区稽山街道家庭妇女张林芬，包粽子技术一流，经“民间人才厨艺比赛”获得中级家政师称号，绍兴电视台录制了她包粽子的节目；越城区塔山街道妇女吴英因唐装、旗袍等古装上的盘扣做得好，被评为三星级民间人才；新昌县沙溪镇农民方中平有机水稻种得好，被授予民间人才工作室牌匾……星级评定使普通农民发现，只要干得好，都会得到尊重，他们就是乡村里的精英！

　　今年5月，美国佛罗里达州罗林斯学院姚渝生教授来到店口镇湖西村调研。5月29日结束10多天的调研离开时，这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乡村建设关系兴趣浓厚的学者说：“士绅传统在店口复苏了，这是中国历史的一种延续。”（光明日报记者 刘 伟 严红枫 叶 辉 绍兴日报记者 裘浙锋）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样板

　　光明日报评论员 

　　城镇化已经变成了一个滋味复杂的命题，近20年以来，它陆续将诸多治理困境呈现给了转型中的中国。在这当中，乡村空心化、乡村文化断裂、农村社会治理失效尤其令人忧心。人们的普遍感受是，中国乡村已经被一路高歌猛进的城镇化抛在了身后，正气喘吁吁地奔跑在它狭长的影子中。

　　稍微盘点一下就会发现，近年来以城镇化为关键词的农村报道少见正面的消息，浙江上虞“乡贤文化”确实是难得的例外。在这里，公共服务普及、基层民主建设与乡土文化的延续、公序良俗的形成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一个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既存续了人文精神，也展现了现代公共治理规律的新型乡村模式，呈现在人们眼前。

　　乡土社会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地方，也是中国现代转型中最艰难的部分。费孝通先生曾言，“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现代社会是法理社会，乡土社会是礼俗社会；现代社会崇尚契约精神，乡土社会通行伦理规矩，简单嫁接与拿来主义在这里是行不通的。成功的乡土社会治理，需要礼乐政刑综合为治，需要从现代公共治理和传统人文精神中找到双重支点。

　　上虞的“乡贤文化”，正是对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乡贤是从乡村走出去的精英，他们回乡安度晚年，不仅能以自己的经验、学识、专长、技艺支援新农村建设，还能以自身的文化道德力量教化乡民、泽被故土。他们既了解乡土文化心理，又熟谙现代社会规则，既经历过传统文化熏陶，又具备了现代人文精神，他们离乡与返乡的过程，正是在文化意义上打通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过程，而他们返乡支援农村建设的过程，也是乡土社会启蒙和转型的过程。

　　因此，对乡村治理而言，发挥乡贤作用、培育乡贤文化要会用劲、用巧劲。上虞的做法有其地域特色，是地方政府有效探索的成果，但其所体现的“方法论”，当是中国乡土社会转型和城镇化的必然选择。它以自身的成功再次重申了两个判断：一、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智慧；二、中国社会必须以自身文化为基点完成现代转型。今天我们所致力于探索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以这两个判断为前提。

　　招商引资不算难，打造特色经济不算难，将某一地的GDP提升到某一数字也不难。对于城镇化中的乡村，最难的是继承和重塑乡土文化，重新找到自身角色，搭建一个“法情允谐”的基层治理构架，找到公共治理规则与传统礼俗的最佳平衡点。上虞的“乡贤回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也为乡村治理命题设置了一个讨论层次，应该有更多的探索在这个层面上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