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好，多谢静思的报道。我相信您的报道回应了很多人的质疑，也打消了很多人的顾虑。未来面对这样一个巨额善款，为了六斤将来能够健康快乐的生活和发展，那么如何对待这些善款，我们还需要一些理性和法律的涉及。下面连线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的院长王振耀。王院长，你好。

　　王振耀：

　　你好，主持人。

　　评论员：

　　现在媒体是用“抢人”来形成他的堂哥和当地政府把他从深圳接过来。刚才记者显然已经打消了大家的疑虑和质疑，双方沟通的非常好，但是未来六斤本人的发展，这个决定权是在谁手里，是在六斤手里头，还是在他的堂哥和监护人手里？

　　王振耀：

　　现在有三个方面的缺陷，要特别提醒媒体，包括静思他们报道这件事的一些记者们都要注意。第一，说是以孩子为本，一定要注意有一些社会工作者，就是社会人员的介入。因为孩子的生长没有那么简单，要不仅是官员和亲属，一定要社工介入。第二，政府最重要做的不仅仅说善款，还要落实儿童福利的有关政策，像六斤这样一个孩子，明显像孤儿养育津贴一些政策还落实的不足，政府方面应该注意赶快把这些事情做出来。第三，有一个公共的委员会。不要变成不要表白良心，应该让一些基金会或者大家信的过的组织，包括记者，包括六斤的家属，包括六斤本人组成一个公共的委员会，来共同决定、来支持六斤的成长，这几个方面要特别注意。否则的话，公众有各种各样的揣疑或者各种不同的议论，这几个方面都是特别需要加强的。

　　王振耀：

　　王院长，多谢您及时专业的提醒。对于未来六斤如何发展，这么大一笔善款怎么用，面临着非常关键角色的缺失，就是王院长所说的公众的监督，大家信任的监管人的出现，这一点对六斤还有点模糊而遥远。我们继续关注他的发展。

　　解说：

　　从六斤6岁那一年，父亲改嫁，六斤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走的时候妈妈甚至没有告诉六斤，六年里有想念，有疑问，甚至有埋怨。

　　杨六斤：

　　妈妈别哭了，否则我也会哭。妈妈你有没有想过我？

　　六斤妈妈：

　　什么时候都想，吃饭也想，睡觉也想，过年也想。

　　杨六斤：

　　你走的时候只带弟弟走，把我一个人丢下，我受欺负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你不带我走，我怎么办？

　　六斤妈妈：

　　后来我去看你，但爷爷家已经没有人了，我找不到你了，以为你被别人带走了。

　　解说：

　　改嫁后的妈妈生活条件并不好，和六斤的见面也只能是母子俩一解思念之苦，妈妈没有能力把六斤留在自己的身边。

　　六斤妈妈：

　　我本以为一辈子看不到他了，没想到他今天来了，但这里没有他的田，也没有他的房子，他很难在这里立足。

　　解说：

　　作为法律上的监护人妈妈因为现实原因空缺了监护人义务六年之久，当初把六斤留在爷爷奶奶身边，只是权宜之计，但是随着2010年爷爷奶奶的相继去世，如何继续生存下去，成了六斤面临的最大困难。

　　而也是在这个时候，常年在吴州打工的堂哥杨取林也只能用微薄之力继续照六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