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激昂呼声的影响下，在西安进行兵谏，扣留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反响，也完全出乎日本统治集团的意料。西安事变后的第二天，日本各大报纸都报道了此事，有的报纸甚至说蒋介石“已被杀害”。在消息不明确、蒋介石生死未卜的情况下,13日下午6点，日本外务省在外相官邸召开紧急首脑部会议，判断情势，并就今后对华方针交换意见?；嵋槿衔?，“事件对日本影响甚大”，由于获得的情报还不清楚，而且为“回避易招误解之行动”，遂决定“帝国政府对于事态之推移，以重大关心而静观，坚持公正态度”。

　　12月14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进宫，将西安事变的情况向天皇详细陈奏。而日本陆军省则拟定所谓《西安事变对策纲要》，宣称“仍然坚持既定的对华方针和政策”，并称如果“侨民的安全和在华权益受到侵害”，就“应毫不犹豫地运用自卫权”。

　　12月15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内阁会议上，就西安事变为中心的中国局势做出报告，认为张学良发动事变理由主要是“私怨”；蒋介石生死难辨，但从南京政府已另立他人代行蒋之诸权限来看，似乎已死；中国方面不可能迅速实行“容共主义”，日本“不能轻率行动，故慎重静观以待机耳”。

　　接着，日本外务、陆军、海军三省会商对西安事变的对策，讨论的中心是14日陆军省所拟的《西安事变对策纲要》。陆军省企图趁西安事变的“好机会”，“力求其实现”吞并华北、扶植内蒙古傀儡政权进而灭亡中国的既定政策，“将防共协定的范围推广到（华北）五省”，“把绥远政权引向反共”；西安事变如造成对日空气恶化，侵害日本侨民和权益，“可以不失时机地采取自卫的手段”。外务省东亚局长桑岛主计则主张慎重，他认为：此际以武力强压中国，将促进中国在“抗日容共”上实现妥协和统一。与此同时，日本还作出了武力干涉的准备。日海军省发布绝密令给第三舰队参谋长和所有在中国和“满洲国”的海军军事部门，令他们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应变，日本国内部分舰队、舰空队和三个大队的特别陆战队也进入临战状态，随时准备“应变”；并向上海、汉口增派海军陆战队，使上海日军人数达到2400名，汉口达到300名。18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说，“日本准备根据蒋介石可能提出的声明和要求而采取适当的自卫措施”。

　　在积极准备干涉的同时，日本还企图以“防共态度更加鲜明”为切入点，竭力“指导”中国扩大内战。日本陆军方面首先指责张学良为“叛徒”，说发动事变是“旧军阀一派之常套手段，故为天人断不能容忍”，“到底断不能袖手旁观”。日本政府则命驻华使节多次到南京政府“慰问”蒋介石的安危，并借机打探情报。另外，日本政府授意正在配合日军在绥远率伪蒙军与傅作义部交战并连吃败仗的“德王”发出“停战通电”，表示不妨害国民党政府“讨逆”，更愿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反共”，共同“讨伐”张、杨。日本关东军也公开表示，要求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反共防共”，表示日本方面将“不惜给予援助”。日本驻华大使馆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在北平会见中国记者说：“对于日本与中国，于此时应向扑灭容共主义之道上进行一事，不惜予以满腔之支援。”

　　19日，蒋介石在西安安全的消息证实后，东京开始对蒋鼎文携回南京解决事变办法的内容加以讨论。日外相有田邀许世英谈话，对中国政府处理西安事变的方案表示“深切关心”，希望“以私人友谊资格，获得若干消息”。许世英则回应道：“尚未接获关于张学良提出办法之消息。”24日，日大使又到国民党政府军政部见何应钦，对“讨逆”军事，有所探询。何应钦告诉他：“本人惟知遵循中央政府既定方针办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全国的团结抗日开辟了道路。这一结果完全出乎日本当权者的意料，使广田内阁对华政策陷入黔驴技穷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