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匡时联合举办的“周作人与郑子瑜通信座谈会”在昆仑饭店隆重举行。周作人的孙子周吉宜，曹聚仁之子、前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著名报人曹景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等研究周作人的权威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座谈会。新加坡著名报人杜南发作书面发言。

　　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福建教育出版社、新加坡报业等十余家研究出版机构的代表共聚一堂，深入探讨此批信札的历史文化价值，并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与评价，并就周作人的通信、日记、手稿等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与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这组手札为新加坡著名学者郑子瑜旧藏，以周作人致郑子瑜的84通信札为主体，尚有丰子恺致郑子瑜信札9通，以及俞平伯、简又文、吕叔湘、陈子善等人致郑子瑜信札45通及周作人为郑子瑜撰写的书签等，生动还原了当时学人交往的历史情境，更是研究周作人建国以后生活与思想转变的极珍贵的史料。

　　对于这批信札，当日与会专家纷纷表示肯定，从历史、出版、文学等多个角度阐释了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强调我们对信札等历史文献的研究和?；ぴ对恫还唬Ｍ缁岬母髦至α磕燮鹄?，尽快推动周作人书信手稿等重要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表示：“这些年来我们越来越关注私人记忆的史料。因为传统史学、正史侧重于一些宏大叙事，对于历史场景、历史现场更多存在于私人记忆里边，比如日记、书札、个人随想等。出版社这几年特别注重现场文献的挖掘和影印。参与这批信札的出版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批东西，提高文献的利用价值。”

　　鲁迅、周作人研究专家孙郁说：“现在真的希望有人能够认真来整理这些材料，特别是周作人的日记现在只出了一部分，他后半生重要事情的日记没有都出来，鲍耀明先生的版本流传也不多，也是局部的。”周作人的孙子周吉宜表示：“作为周作人先生的后人，自己有责任把有关的研究资料提供给学术界，作为文化遗产保存下来，目前正考虑出版周作人和友人通信集，由于经历过了动荡时期，收集资料的过程非常困难。北京匡时能够把拍品进行学术研究，这对于学术界研究者和拍卖市场是双赢的。”

　　这批信札涉及诸多周作人与当时文人交往的记录，并大量曝出关于其诗文重要出版的细节，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曹聚仁之子曹景行回忆道：“父亲与周作人之间的通信很多。1960年，曹聚仁代《新晚报》向周作人约稿，曾要求道：‘写得愈通俗越好。不必掉文，尽可能趣味化。’”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的周作人研究专家陈子善说：“这批信当中多次几乎有一半以上篇幅提到《知堂杂诗抄》的编辑出版。当时郑子瑜提出过很多方案，想要把《知堂杂诗抄》出版，但过程非常曲折和复杂，《知堂杂诗抄》整整拖了二十年以后才印出来，才能够看到周作人的这么一个作品。同时我们也看到周作人的为人，他毕竟是君子风度，当郑子瑜表示没有办法印了，甚至建议说自己出钱，周作人马上说不需要，从此以后也不再提到这部书。我看这个信的后半部分对这本书，周作人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郑子瑜碰到难处了，虽然他很希望这本书印出来，可惜他生前并没有看到。”新加坡著名报人杜南发从郑子瑜先生口述中得知关于《知堂杂诗抄》命名的问题。“知堂老人给郑子瑜先生的信中间一个是《苦茶庵诗抄》和《知堂杂诗抄》两个名字，由郑子瑜先生自己选择，最后我们看到的由岳麓书院出版的情况是选择了《知堂杂诗抄》。但是在知堂老人写给郑子瑜先生的书签还是《老虎桥杂诗》的情况。”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毕生篇幅最大的著作。曹景行说：“1960年八九月间，《知堂回想录》曾在香港《新晚报》上刊登了一小部分，旋告中止。1970年5月，《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其时已在作者去世将近三年之后了?！吨没叵肼肌返某霭婀汤?，除了上世纪60年代的政治风险，还要承担出版书籍的经济困难，尤其是在1970年左右，是父亲身体最不好的时候，而在父亲去世之前做的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知堂回想录》的出版。”

　　据悉，此批学人手札即将亮相北京匡时2014年春拍的“百年遗墨——二十世纪名家书法专场”，并将于6月3日举槌开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