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仍在跳动的心脏被医生取出。它的主人叶劲，是一名21岁的广西小伙，被医生判定为脑死亡。这颗心脏被植入北京12岁男孩小包的体内，延续另一条生命。

　　4天后，“千里送心救活男孩”引发法学争议。署名为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办、法学博士的许志强撰文认为，这场生命接力和爱心行动背后，潜藏着能否通过脑死亡标准认定他人死亡的重大法律问题。

　　对此，医学专家指出，“脑死亡”在医学上的效力已经无争议。国家卫生部门相关文件也载明，脑死亡患者可在家属同意等前提下捐献器官。不过，由于脑死亡在中国未立法，专家亦指出其存在伦理和司法等多重问题。“脑死亡”患者面临“医学上已死亡，但法律上或未死亡”的尴尬境地。

　　“脑死亡”摘心被指有悖法律

　　据介绍，叶劲的心脏取出时仍在跳动。解放军181医院判定其为“脑死亡”。此前，他的家属已经签字同意在其去世后捐献其器官，包括肾脏、肝脏、心脏、眼角膜。

　　署名许志强的文章中称，目前，我国法律对死亡的认定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但长期以来，由自发呼吸停止、心脏跳动停止、瞳孔发射技能停止三个标准组成的“综合说”得到法学界、司法界以及社会公众的接受和认可，一直是认定死亡的法律标准。

　　“如果在法律上不能采纳脑死亡的认定标准，那对一个未死之人摘取心脏是一种什么行为，即使已经获得他的家人的同意？”“许志强”认为，这场“生命接力和爱心行动”背后，潜藏着“能否通过脑死亡标准认定他人死亡”的重大法律问题。

　　“脑死亡”后允许捐献器官

　　事实上，虽然截至目前“脑死亡”在中国仍未立法，但这一概念近年已悄然应用于器官捐献领域。

　　“脑死亡是最科学的死亡判定标准。”去年全国两会上，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表示，我国2003年已发表了中国“脑死亡”判断标准和建议判定死亡的程序。针对器官捐献，2010年开始的试点工作采用“心死亡”和“脑死亡”两套标准并行，民众可自愿选择死亡标准。

　　但黄洁夫也承认，法制管理层面仍以“心死亡”为统一标准。

　　2011年原卫生部下发《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启动心脏死亡捐献器官移植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国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分类标准”已纳入脑死亡器官捐献。其中提出，脑死亡器官捐献须经严格医学检查后，各项指标符合脑死亡国际现行标准和国内最新脑死亡标准，并通过卫生部委托机构培训认证的脑死亡专家明确判定为脑死亡。“家属完全理解并选择按脑死亡标准停止治疗、捐献器官；同时获得案例所在医院和相关领导部门的同意和支持。”

　　难被公众承认的“脑死亡”

　　309医院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石炳毅昨天表示，虽然捐献者和家属可自主、自愿选择“脑死亡”或“心死亡”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中，许多家属都会坚持等到患者心脏停止跳动，才可以实施手术。

　　一名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介绍，脑死亡患者如捐献器官，家属必须在器官捐献同意书上明确写道：“捐献手术在心跳不停掉情况下获取，这个过程我理解并接受。”

　　除器官捐献外，对于临床“脑死亡”患者，很多家属也主张抢救。

　　石炳毅说，出现“脑死亡”后，医生会判断病人已经无法抢救。“但这种判定没有效力。”他说，医生只能如实告知家属，由家属作决定。

　　北京多位医院人士昨天表示，患者家属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会同意停止抢救，但更多的家属仍然强烈主张“继续抢救”。

　　“这种抢救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也是对家属情感、时间的浪费，更是对死者遗体尊严的不尊重。”石炳毅认为。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清远市人民医院院长周海波曾提过针对脑死亡立法的议案。他称，一个需要循环呼吸等生命支持的脑死亡病人，每天的医疗费用在5000元到10000元甚至更多。“脑死亡后毫无意义的“抢救”给病人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财力负担，也给卫生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