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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医调委有一些“法宝”：制度上，1万元以上的医疗纠纷必须经医调委调解，所有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必须加入医疗责任保险。资金上，政府出资购买服务，保证了医调委的第三方独立性。但进一步发展也面临瓶颈：目前还存在人手不够、工作压力大等问题，面对医闹时效果也相对有限。

　　罗欣（化名）的母亲因摔伤右髋入住天津某三甲医院，接受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没想到手术后出现急性心梗，抢救无效死亡。罗欣不能接受“换个髋关节人却没了”的结果，来到了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为他们调解的是刚从天津市和平区医学会退休的主治医师姜兆理。双方在陈述时，罗欣的话不多，只提出10万元的赔偿，医院的代表却强硬地坚持“是手术风险的范畴”。

　　“心电图有明确异常时有没有请心脏科会诊？有没有针对心脏问题的术前讨论和评估？”姜兆理向院方提出了非常专业的问题。他还咨询了专家委员会的意见，专家认为，医方对患者心脏疾病未予术前评估和讨论，术后关注不够，存在过失，但患者的死亡其自身疾病占主要因素，故医方应承担30%的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应赔偿20.5万元。罗欣和院方都接受了调解结果。

　　这是天津市医调委经手的一个案例。近年来，医患矛盾较突出，各地纷纷建立医调组织。医调委有效吗？靠什么路径保障效果？记者展开调研。

　　靠制度叫停医患私了

　　天津市医调委成立之前，出了纠纷，花钱私了往往是很多医院的选择。

　　“那时，医疗纠纷主要通过医患双方协商解决、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三种途径解决。”天津市卫生局医疗服务监管处处长葛乐介绍，“三种途径各有弊端。医患双方协商常常由于情绪激动、矛盾激化而谈不拢；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人们通常认为卫生行政部门和医院是一家人，难免袒护医院；到人民法院诉讼，程序复杂，一个案件常常要拖几年甚至十几年，耗不起。”

　　这种情况下，为了向医院施压，有的患者殴打医生、停尸闹丧、强占病房，甚至出现了职业“医闹”。在各医院的院长们看来，最头疼的不是患者依法维权而是“医闹”，医院只能和患者私了，花钱买平安，进而形成“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不良示范。

　　2009年2月1日，天津率先在全国颁布实施了第一个省级人民政府令《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建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两项机制，断绝了私了的后路。

　　办法规定，索赔金额1万元以上的医疗纠纷，医患双方无权自行协商解决，必须经医调委调解。违反规定私了的医疗机构可能面临党政领导免职、医疗机构降低等级、与财政补助挂钩的考核一票否决等严厉处罚。

　　医院不能再随便出钱赔偿患者，并不意味着患者的正当权益无法保障，取代医院进行赔付的是开展医疗责任保险理赔业务的保险公司。2009年起，天津所有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和市卫生局签订《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承诺书》，加入医疗责任保险。每家医院根据医疗服务数量缴纳不同数额的保费，保费与医疗责任赔付挂钩，医疗纠纷少、赔付额低的医院，下一年度续保费用优惠幅度最高可达50%，反之续保费用最高涨幅可达上一年度的3.5倍。

　　2008年天津市发生医疗纠纷1142件；而2009年至2013年，平均每年发生医疗纠纷439件，比2008年相比下降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