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新型城镇化的融资机制来说，这份规划与过去强调的城镇化最大的不同是，抛弃了过去‘投资靠土地财政，融资靠贷款举债’的老路，突出了以改革来推动投融资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也就是完善了新型城镇化资金的‘造血’机制。”

　　新型城镇化为经济发展和升级描绘了一幅新蓝图，但在新型城镇化中，一个核心的问题总绕不开———这就是“钱从何来”。

　　据国开行预测，2020年前，新型城镇化至少需要50万亿元新投资以满足新增城市居民的需求。这里面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经济，以及进城农民融入城市所面临的就业、社保、住房等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

　　在传统城镇化中，这些资金需求往往依赖财政投入。当财政不足以覆盖时，政府往往通过卖地或举债来解决，而还债又得依靠土地出让收入，从而陷入了恶性循环。

　　在地方债高企背景之下，如何解决新型城镇化的资金来源成为现阶段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现实又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3月16日，备受关注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发布，明确提出要创新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加快财税体制和投融资机制改革，创新金融服务，放开市场准入，逐步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

　　“就新型城镇化的融资机制来说，这份规划与过去强调的城镇化最大的不同是，抛弃了过去‘投资靠土地财政，融资靠贷款举债’的老路，突出了以改革来推动投融资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也就是完善了新型城镇化资金的‘造血’机制。”经济学家赵晓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发行市政债破解土地财政难题

　　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提到的建设资金的来源，着墨较多的就是市政债的发行。规划提出，要建立规范透明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在完善法律法规和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基础上，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和评级制度，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

　　这意味着，传统的“土地财政”已经到了转型的重要关口。

　　“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土地财政问题。我国地方财力主要来自土地出让收益，土地财政在保障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时，也带来了房价上涨、地方负债增加等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赵晓表示。

　　2013年我国财政收支情况显示：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1250亿元，比上年增加12732亿元，增长44.6%，占地方财政收入（本级）的比重达69.6%，2012年的这一数据是56.1%。一年时间，该比重上升13.5%。创下历史新高。

　　赵晓认为，过去的城镇化属于“要地不要人”：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其城镇化的成本确实偏低，而且可供出让的土地还比较多，勉强可以支撑城镇化进程。

　　“但是，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也就是要保证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这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同时，新型城镇化的速度要超过过去。6年内努力实现规划提出的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意味着每年将近1700万人要实质性融入城镇，即实现人口城镇化，这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需求也是巨大的。因此，仅仅依靠财政资金等常规渠道难以满足目前城镇化进程资金缺口。”赵晓说。

　　在赵晓看来，与地方融资平台发行城投债相比，发行市政债对地方政府的要求更高，信息披露也更加透明，更有利于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解决目前地方政府大量隐性负债的问题。

　　有业内专家认为，目前，地方债务情况纷繁复杂，各地的地方投资平台管理上也存在诸多问题，一些地方对土地抵押融资的依赖程度偏高。规划提出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的规范化、透明化问题，意在透过包括地方债在内的财政公开化、透明化措施，限制地方政府无序滥发债务，实现对地方债务风险的有效管理。

　　“允许地方自主发债的同时亦需要完善政府信用评级制度。同时，相应的地方政府信息披露制度也需要配套完善推出。”赵晓表示。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近日公开表示，在中央提出的措施中，较容易先实现的是建立规范投融资机制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地方税体系的完善则相对较慢，其中，最容易实现的则属允许地方发行市政债券。

　　不过，由于目前我国市政债的发行主要受制于立法，预算法不允许地方自行发债，只有法律或国务院规定才可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代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若要实现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还需要修改预算法中的相关制度和规定。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对此曾多次呼吁：防控地方债风险不能让“潜规则”替代“明规则”，要着力抓制度建设，理顺财政体制关系。要继续深化分税制，并区分一般公债和市政债，编制资产负债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