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桂彦（ 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

　　中国当代艺术走到今天以后，我觉得除了我们说的时代文化精神的反映，核心的东西就是语言和表达方式的原创，这也是上午有批评家谈到我们失去语言原创的土壤，80年代我们向西方学习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就是现代主义跟现实主义的对垒和博弈，在我看来一方面说我们用短短的五年时间把西方一百年现代艺术过了一遍，这里边充满了误读、曲解，但是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在中国历史当中现实主义是永远占了上风，现代主义对话和博弈，因为89现代艺术大展突然消逝，换句话说中国语言上现代主义革命实际上没有完成，或者是语言问题悬置在那儿没有得到解决，……在90年代一方面是国际接轨，另一方面，是社会学的东西掩盖了我们语言上的苍白。我们如果反思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我们在语言贡献上也是有问题的，是因为社会学，或者进入西方体制的时候，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文化身份的规定性使我们过多强调我们文化指射的东西，语言上的东西又被掩盖起来了，今天的情况截然不同，我们展示什么？能不能在语言体系上给西方人看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语言焦虑和身份焦虑，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变得非常紧迫。如果中国当代艺术没有自己的修辞、自己的表述方式，不管时代精神多么宏大，它都会显得特别尴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注意到这几年在语言和方法当中讨论，尤其是这几年用的最滥的就是“传统符号简单使用”，我个人觉得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有几个类型还蛮有意思，从本土语汇当中寻求创作，像雕塑领域，傅中望、吴为山擅长意象，个人方法论，比如徐冰、王鲁炎，完全按照个人逻辑语言在推进，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这种方法背后积淀的是一种深层次的中国文化经验和观看经验，这里面涉及到语言来源的挖掘和修辞方法的转变以及意义系统的组建，我把这个过程认为一种“再编码”，重新对过去语言体系进行拆解，把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对应关系丰富，这个时候重新形成一种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