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养儿贵”“养儿难”

　　着手前瞻性政策，帮助家庭降低生养成本，营造一个有利于生育与养育儿童的环境

　　“生或不生”的选择题，折射社会焦虑，也凸显人口发展的时代考题。

　　“今天，中国的人口发展又走到十字路口。”翟振武表示，如果说当年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增长过快”，今天则面临双重压力：增长压力之外，更添失衡隐患。

　　翟振武指出，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进入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平均每对夫妻生育孩子数持续下降到目前的1.5—1.6个。同时，伴随“银发社会”的步 伐加快，2013年末我国60岁以上老人达到2亿，本世纪30年代将达4亿。20多年的低生育水平加上快速的老龄化，不仅造成人口结构失衡，加剧养老、就医等难题，而且导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缩减，影响国家的竞争力。

　　“单独两孩”不仅对家庭而言有利于分担养老压力、减少“失独”风险，对国家而言也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延缓老龄化速度、保持劳动力规模。

　　“生育新政利国利民，但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政府的配套支持应及时跟进。”最近，北京妇产医院产科副主任于松与北京几家“接生大户” 的妇产科主任相遇，大家都感觉今年孕妇尤其多。“我们医院的医生们现在超负荷运转，不少人颈椎、腰椎病发作，累倒了。”于松判断，“马宝宝热”除了人们深厚的属相情结外，备孕二胎也是一个因素，一些高龄产妇想“抢生”。

　　“令人担心的不是‘单独两孩’放开后出生人数的短暂反弹，而是若干年后新生儿数量会雪崩式下滑。”原新分析，除了生育率在补偿生育结束后自然回落外，还有育龄女性急剧减少的原因。

　　国际经验显示，妇女总和生育率一旦跌至1.5的警戒线下，很难回升。为此，昔日私权范畴的家庭问题，如今已被一些国家作为公共领域的问题给予关注和干 预。作为欧洲近年来唯一走出生育率低谷的国家，法国的重要经验是，投资儿童早期教育，提高母亲就业率，协调妇女职业发展和家庭生活的矛盾。

　　“人口政策必须放眼未来。”原新强调，我国要提高总和生育率到1.8的适度水平，有关政府部门同样应正视社会焦虑，着手前瞻性政策，帮助家庭降低生养成本，创造一个有利于生育与养育儿童的环境。比如延长产假、增加生育津贴，将义务教育扩大至幼儿教育；完善医保体系，减少个人自费比例；推进保障房建设，打破许多家庭买不起房的困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