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初，国民政府决定设立上海市通志馆，并推举柳亚子出任馆长。表面上这是委以重任，实则只想给他一个虚职，并不期望真正有所建树。

柳亚子却以极大热忱对待这项使命。他视修志为一项严肃的文化事业，坚持“史以求实，志以存真”的原则，拒绝将通志馆变为安置亲信、徒领薪金的闲散机构。为此，他提出“约法三章”，否则绝不就任。

这三项条件包括：第一，编辑方针和志馆人事安排，须完全自主，不受外界干涉；第二，志稿须突破惯例，采用语体文（白话文）撰写；第三，志稿纪年一律以公元为主，传统年号仅作注释。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政府公文仍通用文言，官方历史书写严守旧制，柳亚子的主张无疑具有突破性，甚至被一些人视为“破坏法统”。

最终，受当局的委托，同为南社出身、思想开明且与柳亚子交谊深厚的邵力子出面商谈。因彼此信任、理念相近，两人一夜深谈即达成共识。邵力子欣然接受三项条件，并承诺尽力支持。

1932年7月14日，柳亚子正式出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开始了历时数年的修志工作。他秉持尊重历史、坚守真实的原则，克服诸多困难，和通志馆同仁共同努力，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完成了1000多万字的《上海市通志》初稿，并交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为上海历史文化的存续与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