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30年后第一封飞越海峡的邮政信函，说起这封信函，背后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通篇高屋建瓴，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两岸关系发展由此揭开了新的历史篇章。同时，时任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了关于停止自1958年开始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旦、二旦等岛屿炮击的声明。大陆接连释放出的善意，使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开始缓解，两岸邮政部门的交流沟通也成为必然之势。

根据中央精神，原邮电部决定，以大陆邮政总局局长的名义，向海峡对岸的“中华邮政总局”局长写封信表达节日问候。时值1980年的年底，这项工作就交给了邮政总局国内业务处来完成。鉴于对方目前仍畅行文言文的文体，且使用繁体字。国内业务处经研究，就安排处内擅长书写繁体字的工作人员程湘钦来起草。为了使文章准确，不出纰漏，经与部内相关部门研究，确定信件的主旨为：简短，礼节性，互致问候。时间要求，要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前寄达。翌年新春大年初一的日期为1981年2月5日。

信件起草后，经与部内相关部门推敲、修改。最后由时任邮电部副部长兼邮政总局局长的阎晓峰签发。签发的时间为：1981年1月27日。

信件的全文如下：

台北邮政

“总局长”先生：

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谨代表大陆全体邮政职工并以我本人的名义，向“总局长”先生和台湾的邮政同仁致以节日的祝贺！

分住在大陆与台湾的全国人民，都渴望尽早建立直接互相通信联系，作为大陆和台湾的邮政人员理应为全国人民提供直接通邮服务。让我们积极采取措施，创造有利条件，为早日实现大陆和台湾的骨肉同胞直接互通音信而努力。

邮电部邮政总局局长

阎晓峰（签字）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文中引号为编者所加）

在这里，不能不介绍一下阎晓峰同志。由于阎晓峰因病去世较早，所以不少人对他不太熟悉。

早在红军时期，阎晓峰就参加了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阎晓峰毅然参加了牺盟会敢死队，并被任命为大队长，与敌人展开斗争。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任山西省邮电管理局局长，邮电部邮政总局局长，邮电部副部长。1984年因病去世。阎晓峰在签发这封信时，已被提拔为副部长，但还兼任邮政总局局长职务。

阎晓峰个子很高，身板魁梧，操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常年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脚下一双松紧口黑布鞋。他在山西农村的亲戚比较多，又多生活在老区，家境都很拮据。每次发工资，都要给我这个做秘书工作的人开列一个条子，上面列着各个亲属的姓名地址、汇款的金额。由我到邮电部对面的六部口邮局，一一汇走。每次汇款总的金额，几乎占去他工资的一半。

当时邮电部的秘书，都有一个习惯，每天8点钟一上班，都要到存放文件的柜门里取出呈送的文件，以及信件、报刊等，及时送阅。大约是1981年3月的中旬，早上在取文件时，突然，一封黄色牛皮纸信封跳了出来。没错，这就是阎晓峰签发的寄往台湾的那封信！

信封的正面，寄件人和收件人地址均用用毛笔书写。收件人：台湾台北邮政总局。寄件人：北京邮政总局。

左上角盖有红色“邮政公事”戳和“航空”戳。右上角在贴邮票处贴有邮件挂号条。号码为：0415。挂号收寄局为：北京31支，即北京六部口邮局。在寄件人名址的上方，销有出口局的收寄戳：北京31支，1981.1.31.20。

按常理，转趟取回的邮件，当天要销票出口。目前尚不清楚的是，阎晓峰1月27日签发的公函，为什么1月31日才送至邮局？

正面很醒目的还有一个红色的戳记，图案是一只手臂，手的前方指向“台湾”两字。手臂上刻有英文字：refused（拒绝）。手上的字体略小：tosender（退寄件人）。大拇指上也刻有英文，但十分模糊。这个红色的戳记指向台湾，看来是搞错了，所以此人又用蓝色的圆珠笔，从台湾、台北收件人名址处，画了两个箭头，指向寄件人:北京邮政总局。

奇怪的是，信封正面的上方，用同样的圆珠笔画了3个小方格，每个方格都画了对角线。这些方格与公函毫无关系，为什么画这些方格？是什么情况下画的？我分析，这是收件人无心所为，很可能是在寻思如何处理这封“棘手”的公函时，随手为之。而后，才画了箭头，指向收件人，退回了事！

信封的背面，有3个邮戳，两个是台湾的邮戳。邮戳为圆形，直径均为28毫米，虚线边。戳盖得十分清晰，两个邮戳的中文，均由右至左书写，一个为“台北”，一个为“台湾”。台北邮戳的下方同时标注了英文，日钉的日期为：81年2月4日16点。“台北”两字的中间，刻有编号：辰45。而刻有“台湾”的邮戳，看来是投递局戳，字钉显示的时间是2月5日，即进入台湾第二天上午的10点。是日，刚好是农历辛酉年大年初一。说明台湾的邮局已准确无误地将这封信投递到了收件单位——台北邮政总局。

奇怪的是，同样是台湾的邮戳，上方刻有“台北”的邮戳，字钉是按公元纪年刻制，即1981年2月4日。而上方为“台湾”的字钉，却是按“中华民国”纪年，即70年2月5日。个中缘由，不得而知。

信封背面还有一枚大陆邮戳，上面的字钉为：北京800（专）1981.3.9。这枚戳是退信的投递戳。这个戳上的时间也令人狐疑，如按去程计算，北京出口时间为1月31日，到达台湾是2月4日。按照这个时间倒推，这封信件离岛的时间应为3月3日前后。为什么这封信件在台邮政总局停留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又发生过怎样的事情呢？

我们需要了解的问题，很可能和下面的发现有关。

我将信封带回办公室，惊奇地发现，信件的封口已打开！我马上找到邮局的投递员询问，想了解是否投递员动过，他向我保证：绝不敢做这种事情。从他急红的脸庞看，是我错怪他了——我大胆想到了一种可能——“台邮政总局”的相关人员，已经打开，并阅读了信函全文。因为，“中华邮政”的规章制度是极其严格的，没有授权，“总局长”以下的人员，是绝不敢私拆函件的！

我立即将送阅的文件和这个信封呈送给阎晓峰，他将这封信件翻来覆去仔细地观看，又站起来凝视着窗外，许久，许久———30年过去了，这个镜头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第二天，当我像往常一样，将待阅文件送到阎晓峰办公室，转身要走时，他叫住了我，用浓重的山西话说：“你喜欢实寄封，你留着吧！”这真的让我喜出望外！几十年来，我收藏了无数枚实寄封，应该说，不少实寄封是可以复制的。但这枚沉甸甸的实寄封，是永远都无法复制的！

（本文作者曾任原邮电部副部长闫晓峰的秘书、国家邮政局原邮资票品司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