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有关规定，“卡博替尼”为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陈宗祥向患者推荐“卡博替尼”并列入医嘱，违反了执业医师法。但经多方查证，陈与药品销售人员并不存在利益关联。而王清伟应患者王某禹家属请求，转卖和帮助购买“卡博替尼”，并从中少量获利。警方认为二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不过，又一个“陆勇”被判无罪，并不能代表类似现实纠葛就此彻底画上终止符。现有法律对于“假药”的定义，是否能够“与时俱进”，充分照拂到现实情况？拿多起“药神”案来看，对未经批准而“入市”的“救命药”，是否应该一律不加区分地打入假药之列？现实版“我不是药神”一次次上演，证明当前对假药的法律定义与现实所存在的隔阂，到了必须在制度上正本清源的时候。

多起案例中司法实务界的处理倾向，也为法律的修订和完善提供了基础。既然相关司法常识已经越来越清晰并得到遵循，就没有必要在一次次个案中去重复论证，不妨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在制度上巩固。这既能减少同类案件处置上司法资源的不必要消耗和社会争议，也可以让从患者到“药神”的各方都形成较稳定的后果预期，于提升法律公信力和保障患者权益，都是双赢。

当然，现实版“药神”案的症结并不在法律，而是大量癌症患者所面临的抗癌药之痛。这方面，近几年国家顶层设计层面也作出了明确的回应。如去年5月1日起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2018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增加了12种抗肿瘤新药；在医保费用方面，17种国家谈判的抗癌药物费用不纳入总额控制范围，对合理使用的费用按规定单独核算保障……在继续推动进口药降价，探索开放仿制药生产和引进渠道之外，加速国产新药的研发“攻关”，缩小国内仿制药与国外原研药在质量上的差距，从而在源头上提升抗癌药的供给，还需要“快点，再快点”。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2017年数据：全国每天约1万人确诊癌症。抗癌药的供应短板已是必须直面的民生痛点。典型案例所呈现的情法冲突，其实是无数家庭和患者所面临的抗癌药之痛。

因此，又一起“我不是药神”案得到合理解决，固然让人欣慰，也期待相关法律和司法操作能够更完善、更“接地气”。在根本上，还是要通过多渠道的降价保供，进一步纾解当前社会的抗癌药之痛。当抗癌药的可及性不再是问题，类似现实纠葛方有望彻底消弭。

朱昌俊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