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发展总是同步的，如影随形。无论工业革命、电气化革命还是后来的信息革命，都伴随着当时的金融体系的创新。

第一次金融体系创新是17世纪末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体系的出现，最有信誉的贷款者从英国王室变为了工业企业。世界上首家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开启了全球第一代金融革命。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共同构建的银行融资体系，为当时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经济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资本燃料和动力，在资金与技术的双重推动下，英国得以成为19世纪世界头号经济强国。

第二次金融体系创新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投资银行的兴盛。在此之前，金融业始终将企业股权弃之如敝屣，认为离开创业者的股权是没有价值的。以投资银行为主体的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具有天然的资本运营能力，实现了资本的市场化流动及股权的有效配置，并借此主导了五次并购浪潮，通过淘汰落后产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这一金融体系的帮助下，以电气化革命为主体的经济体系在美国完成，让美国成为20世纪的头号强国。

第三次金融体系创新表现为20世纪末以来方兴未艾的风险投资。通过风险投资，风险缓释手段从实体的抵押、质押变换为预期产业前景，18个月内就可以完成一代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金融业与技术开发者共享其中的收益。正是由于风险投资体系支撑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奠定了信息产业的基础并培育其迅速成长为美国新经济的支柱，以信息革命为核心的经济体系推动了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实体经济与金融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只有能服务于并服务好实体经济的金融，才能够算是“好金融”。如果金融发展不能与时俱进，不能主动契合实体经济的内在需求，这样的金融体系终将因为不能支撑经济体系的发展而被淹没在历史潮流中。

最适合本国的金融体系都是具有个性和唯一性的，因此，不能简单地把美国和英国各自的最适制度通过某种“黏合剂”拼接到中国，因为最适的金融制度并不在已有的既定规则之中，而是潜在于本国的禀赋之中。因此，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我们要探寻的是立足中国实际、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金融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是我国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迫切需要。同时，十九大报告还提出了“现代金融”的概念，指出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与前述“现代化经济体系”首尾连贯、前后照应，实际上强调了金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部分，与实体经济紧密联系、互相支撑，二者不是孤立的、分割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现代金融体系的根本目的是服务实体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时代，现代金融体系只有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中才能实现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从微观来看，只有企业实现较好的盈利、实体经济“有钱赚”，金融业才能随之得到应有的、合理的回报。金融业的利润率必须与实体经济“做大蛋糕”紧密结合起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否则资本就会在金融体系“空转”，金融市场就变成了“零和博弈”。近年来，金融业“脱实向虚”一度比较严重，过度金融化现象也曾比较突出，金融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金融自我复制、自我膨胀，如此循环往复就可能形成金融泡沫并导致金融?；?。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既是金融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更是对金融体系发展偏离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本质的及时控制和有效纠正。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