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2017年全国科技投入统计公报发布。数据显示: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为2.13%,从地区投入强度分布来看,R&D经费投入强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有7个,分别为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天津、浙江和山东。投入在1%以下的省份有11个,其中最少的为西藏,仅占GDP的0.22%。

从这项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各省份研发投入强度分为三个阶梯,高投入区(2%以上)、中等投入区(1-2%之间),以及自宁夏以降的低投入区(1%以下),其中低投入区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左右。无数研究证明:大凡研发投入强度比较高的地区,科研产出以及经济与社会的状况也比较好,反之亦然。我们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2018年),对R&D投入与论文和专利产出情况进行相关性分析,可得到结论:几个科研产出的高点地区也是投入强度比较大的地区。我们又运用其他统计数据,均发现:投入与科技产出具有高度相关性。

落后地区是否也应该加大研发投入?答案是显然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因此,我们认为其中有很多理论问题亟须厘清。

众所周知,知识的生产同样需要投入资源(人、财、物等),否则不会凭空产生。所有类型的创新的实现都是建基于知识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内的知识存量与再生产能力就成为实现创新的必要条件。因此,加快知识生产就成为当下落后区域改变处境的首要任务。而加大科研投入恰恰是增加知识供给的主要手段。

从宏观来看,研发活动在整个知识生产环节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加大研发投入可以快速实现区域间的人才集聚效应。其次,研发活动可以促成区域内产业升级,从而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第三,随着研发活动的加强,可以培育区域内的科学文化氛围,从而提升区域内的知识基准线,为知识溢出效应创造条件。按照经济学家费尔德曼(Feldman)的说法,要实现知识的溢出效应,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创新活动在空间内集聚;其二,知识流动在地理环境层面的本地化。把费尔德曼的观点换一种说法就是:区域内的知识密度要足够大,本地要有合理的知识梯度,只有具备这个条件,知识的扩散与流动才是可能的。为了维持区域内的知识密度,足量的人才储备的存在至关重要,由于存在知识梯度,然后知识才能在各类人才之间流动与吸收,在这个过程中创新得以涌现。这里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知识在传递过程中的认知距离问题。正如柯亨(Cohen)指出:认知距离过长可能会阻碍沟通从而完全消除知识溢出效应。由于知识通常以两种形式存在: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可以通过文字表达与传播的,而隐性知识只能以个人所具有的实际能力来体现。在具体创新的过程中,隐性知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地区都会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吸引人才的内在原因。

对于发达地区而言,投入研发活动可能仅仅是锦上添花,但是对于落后地区而言,加大研发投入就不仅仅是增加知识供给的问题,更是维护本地区知识基准线不至于快速降低以及文化土壤不流失的主要手段,否则本地区的人才也会被其他地区吸引走,从而加剧马太效应在区域间的优势累积与劣势累积同时放大现象。正如民间所谓: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研发投入就是人才发挥作用的梧桐树。根据我们前期的研究可以发现:研发投入就是人才集聚与产业升级的催化剂。现在发达地区相对于落后地区已经形成了较强大的吸水泵效应,再不积极应对,落后地区的文化土壤将不可逆转的流失,一旦文化土壤极度贫瘠化,人们的观念将锁定在保守路径上,不可避免地造成区域的封闭与落后,对于未来而言,这才是致命的。

笔者多年前曾提出一个创新基础支撑条件模型,也被称作五要素模型,即实现创新需要具备五项基础支撑条件:制度、经济、人才、文化与舆论。从这个模型中可以发现,如果一旦某区域投入研发基金,这部分投入会直接带来人才、文化的转变,间接带来制度与经济的改善。

现在的问题是落后地区用于研发活动的钱从哪里来?主要路径有两条:首先,降低制度成本。据我们前期的研究显示,大凡落后地区的制度成本都比较高,因而降低制度成本就相当于增加整个社会(区域)的收益。如去年很多地区,以放开户籍限制来吸引人才。这原本是制度安排中预留的政治准备金,意识到这种安排的区域,从而通过释放这部分资源达到吸引人才的目的。其次,消减不合理支出,合理配置资源,总会给研发投入留下空间,比如近几年陕西、安徽等省的表现就很抢眼,它们的经济总量并不是很大,但是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加大科技投入,最近几年经济与社会的整体进步态势明显,相信不远的将来,他们将收获更多的源于研发投入带来的收益,从而跃升到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方阵中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大研发投入更多的是决策者的一种态度和认知格局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钱的问题。(作者:李侠,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韩联郡,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