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中午12点10分,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刚刚结束医院研究生开题报告的评审工作,来不及休息片刻,又匆匆赶往下一个会场——中国与加纳合拍的故事片《埃博拉》签约启动仪式。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前夕,凌锋已参与了多场与中非合作主题相关的会议活动。“没想到您与非洲还挺有渊源?！痹诹姆侵拗?她先给记者“插播”了一则小故事。

2012年,受世界神经外科学会联合会(WFNS)委托,凌峰前往蒙古授课。结束后,蒙古国为数不多的神经外科医生对于来中国培训学习特别感兴趣。随后,在凌锋的“牵线”下,我国商务部举办起神经外科国际学习班?！?年来已为47个国家培训了200多位神经外科医生,这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非洲的医生?！钡笔绷璺娌⒚挥幸馐兜?这些在中国接受培训的医生,在后来的一次医疗救治中竟发挥了关键作用。

2017年9月12日,埃塞俄比亚的中资企业东方钢铁公司员工急匆匆地找到正在埃塞首都参加学术交流会议的凌锋一行。原来,该公司47岁的中国机修工人文晓彦因脑血管破裂,正危在旦夕。

然而,埃塞哪家医院具备手术条件?当地有没有能动手术的医务人员?有没有可能让中方医生直接做手术?一系列“十万火急”的问题摆在面前。

情急之下,凌锋拨了几通电话。第二天,凌峰等人与当地医生一起顺利为文晓彦做了手术,把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中国的专家为何如此神通广大,竟能用电话搞定如此多难题?

凌锋解密说,这些年为发展中国家援助培训的200多位医生中,就有来自埃塞俄比亚的24名神经外科医生,凌峰正是他们当年的授课教师之一。如今,这些医生都在该国神经外科学界担任要职。

这次偶发事件虽然很快过去,但多年的培训经验及多次赴非考察的经历,让凌锋认识到精准医疗援助的重要性。“我们的医疗援助一定要清楚知道对方缺什么、要什么。从以往来看,卫生援非工作主要由各省政府组织安排,医生则是‘摊派式’的,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医生参与的主动性,援助效率和效果都难以保障。”

早在2017年3月,凌锋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胡大一教授共同发起了中国医师协会医师志愿者工作委员会,旨在建设一支医师志愿者队伍,“援外”正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

今年4月8日至27日,来自北京市3家医院神经外科、妇产科、儿科的8名医生组成的中国志愿医生团队,分2批从北京出发,抵达非洲国家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中几友好医院,开展为期3周的医疗援外行动。凌锋正是此次活动的发起人,“我们希望对民间志愿医生实施精准医疗援助进行一些尝试和探索?！?/p>

忙碌的三周很快过去,凌锋并没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整个医院只有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全国加起来也没几位,病人们对医生的那种渴望眼神,我真的忘不了。”

缺什么医生,就补什么医生。但靠什么来补?“‘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医生不仅要救人,还要帮助非洲国家培养更多能救人的医生,这样的帮助才是长久的,有价值的。”在凌锋看来,改进我国卫生援非工作,一方面要加大援建高水平医院的力度,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当地医学人才的培养,特别是重点医学专科的组建。此外,要进一步发挥民间医疗组织的力量,为受援国的重点需求提供精准援助。

为什么会主动参与到援助他国尤其是非洲的卫生事业中来?再次回到这个问题,答案似乎没那么重要了。

翻看凌锋写过的寄语,其中有一篇记者印象非常深刻,题目是《快乐的神经外科》。神经外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科,相应的,医生也要肩负更加沉重的责任和承担更加艰苦的工作。

支撑她的是什么?她答曰:正是“欲解救天下苦难为己任”的大医精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