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翟一平2014年罹患肝癌，从2016年开始帮QQ群里的病友从德国代购抗肝癌药，成为病友群里的顶梁柱。一年前他干脆辞去项目经理的工作，从代购药物中获得5%左右的报酬。上月底，他因涉嫌销售假药罪被刑拘。截至8月9日，来自广东、福建、海南、江西等地的病友自发写了163封求情信，希望翟一平能被早日放出来。

新京报发表刘昌松的观点：翟案的辩护律师将问题核心置于立法层面，认为将国外代购的真药定性为“假药”并入刑值得商榷。1997年《刑法》依照《药品管理法》的假药定义，不包括未经批准进口的真药；2001年《药品管理法》修订，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开始被认定为假药；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一犯罪构成要件，这意味着销售未经批准的进口真药也将被追究刑责。从发达国家（例如德国）进口按更高技术标准生产出来、疗效优异的真药，只因违反行政管理规范未经批准进口，即直接认定为“假药”，这种管理方式着实过于简单。导致的后果是，销售了未经批准进口的“真药”会触犯销售假药罪，要比生产销售过期疫苗只定为生产销售劣药罪重得多，明显不符合罪刑均衡的刑法原则。因此，《药品管理法》关于假药的认定标准，修订调整势在必行，这也与国家层面正推动的进口抗癌药零关税政策、同情给药制度释放的政策善意相呼应。就算依现行法律规定，翟一平案也不应过于悲观，毕竟他只是象征性地收了5%的代购费，牟利极小（国家药品零售允许20%利润）；其代购的进口药，未产生不利后果；众多癌症病友为其喊冤等。综合这些因素，最后仍有按罪轻不起诉处理的余地。舆情反馈是种提醒，当下“未经批准进口药物即可视为假药”的规定，大有改进空间。

小蒋随想：这种案子很容易引发社会同情，人们希望法律以及执法者本着人性化的原则妥当处置，平息社会焦虑。现实中，确实有一些国外生产的药品，已被国外普遍证实疗效确切、副作用可控，但由于我国对新药试验和审批流程的时间较长等因素，迟迟无法通过正规渠道进入国内市场，令一些病人望救命药兴叹?；褂幸恢智榭鍪?，国外药品已在国内正式上市，但国内与国外的售价因为各种因素相差巨大。拿着发展中国家的薪水，却要负担远高于发达国家售价的“舶来药价”，国内病人苦不堪言。危重病人为了自救和活命，不得不通过非正常渠道从国外“搞药”。其中的难度，没有“门路”的茫然，可想而知。所以，一些所谓的“良心代购”，给病友代购国外真药，收费不高，被病友们感激，不足为奇。说实话，一些人多少知道这种行为合理不合法。但是，病人不这么办，能怎么办？现行法律规定“未经批准进口药物即可视为假药”，应是为了防止鱼龙混杂，干脆一刀切地禁止。问题是，当法律工作者看到，“真药代购”无法完全禁止，情有可原，如果还回避问题，受波及的不只是病人，还可能包括法律的公信力。就单一法律条文来看，“未经批准进口药物即可视为假药”，一旦销售就涉嫌销售假药罪，遇上“代购真救命药”时，恐怕有失公允，有待改进。更根本的焦点是，只有正规渠道通畅，市场供给充足，进口药价合理，非法代购才没有生存空间。这之中，切忌只堵不疏。对此，李克强总理强调，“对癌症病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实现“良币驱逐劣币”，有关部门必须积极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