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周书记询问重病在身的老人有什么要求时，老人犹豫了一下说：“就是想吃半碗肥中带瘦的猪肉。”周书记深感自责，掏出钱给乡镇书记，让他满足老人的心愿。

回到县城汇报时，他眼含热泪说起这位老人，“现在，在我们领导下，生重病了，竟吃不上半碗肥中带瘦的肉。同志们，我们还有脸当他们的书记吗？”他突然抬手打了自己一个清脆的耳光，“我们这些大大小小书记的脸还叫脸吗？”在场不少干部泪流满面，陷入愧疚和自责中。

文章刊发后，引发热议。日前，记者联系到周振兴老人，在青岛正阳关路一处幽静的院子里，对老人进行了专访。

谈干部作风

内心充满自责和愧疚，觉得对不起百姓，才不由自主地打了自己耳光

记者：您自打耳光这件事，过去38年了，当时跟随您的同志印象深刻，写成了回忆文章，刊发后引起了很大反响，您能谈谈当时的情景吗？

周振兴：详细情况我记不太清楚了，毕竟快40年前的事了。一个病重的老人，想吃半碗肥中带瘦的肉，这个要求高吗？不高。竟然吃不上。我们工作做得不好，没让百姓吃饱吃好，内心充满自责和愧疚，觉得对不起百姓，当时很激动，才不由自主地打了自己耳光。革命老区的人民对党、国家、社会贡献巨大，他们却吃不饱饭，我们应该自责、反思。

记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民情，才能实事求是，真正解决问题。您当时是怎样深入群众、又是怎样解决群众实际困难的？

周振兴：不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不能正确决策。1978年3月初，我被任命为菏泽地委书记。一上任，我就给身边同志说：我要下去跑跑，这段时间小事你们处理好就行。我断断续续到基层跑了3个多月，事先不和县里打招呼，不看他们事先安排的参观点，也不让他们领着，这样就可以了解到真实情况，也能知道农民的真实想法。

有一天我去东明县，上午我自己跑了几个村，下午通知县委书记司黎明，他正好在一个村劳动，我约他去小井村看看。来到小井村村民张殿兴家，他家院墙都倒了，土坯堂屋只剩中间一间，屋里只有一个大地铺。一个大破瓷缸里，只有两三斤地瓜干。揭开锅盖，里面是用野菜、高粱壳掺和做的菜团子。我掰开一个菜团子，一块放到自己嘴里，另一块给了司黎明，又苦又涩咽不下去。

当天回到县城，我召集县委常委会，一直研究到半夜，决定把全县盐碱地尽快分下去，借给群众自种自吃，3年免征农业税。当年，东明县把10万亩长满茅草的荒地分给了群众，来年，这些荒地上打的粮食比生产队的好地还要多得多。

记者：对当前抓干部作风建设，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周振兴：现在有的干部蹲机关多了，下基层少了。对一些“走读干部”，群众一看就觉得你不拿自己当这里的主人，没打长谱。其实，不管通信有多么发达，干部都要多跑跑基层，少一点蜻蜓点水，多一点扎实深入，尤其不要按照基层提前布置好的路线看。每月挤出两三天时间，到农村、到企业住一住，交几个农民、工人朋友，对做好工作是很有利的。

谈干群关系

干部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组织和群众信任，干群关系自然也会越来越好

记者：当时农民普遍吃不饱饭，有没有因此影响干群关系？当时干群关系怎么样？

周振兴：中国农民实在是太好了，当时忍饥挨饿，但大家认为没有人故意让他们吃不上饭。那时候干部很少有谋私利的，所以干群关系比较融洽。

当时在张殿兴家，我问他吃什么饭，并走向他的厨房。老两口拦着我，不愿意让我进去。我尝过菜团子后，张殿兴的妻子急急忙忙说：俺不苦，就是现在地里不收啥。俺感谢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俺活不到今天。我的泪当时就止不住流下来了，多好的农民??！穷成这个样子，还说感谢，这叫咱当领导的脸往哪儿搁？心里都是内疚和沉痛。后来我每隔几年就去一次小井村，看着张殿兴家还有村里群众生产生活越来越好，我打心眼里高兴。我在菏泽工作了11年，与菏泽的父老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记者：看得出来，您对菏泽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山东，菏泽是欠发达地区，后来您还常去菏泽吗？

周振兴：除了在青岛工作期间，我基本上每年都要回一次菏泽。每次都为那里的变化感到激动和高兴。2011年春天我去菏泽，在那里住了11天，所有县区走了一遍，那时候菏泽已经迎来发展的好时期。虽然我出生在德州，很多人却都认为我是菏泽人，我也自认为是菏泽人。后来我一直关注菏泽的发展，每天晚上看电视，我都要看看菏泽的天气预报。

记者：在您看来，干群关系好，有哪些体现？您怎么看待当前的干群关系？

周振兴：干群关系好，很重要的一条，是干部清廉、干净，就算工作上有不足，有些小错误，群众也会原谅。如果干部脱离群众，甚至贪污腐败，群众能不反感、能不有气吗？

习近平总书记这几年狠抓正风反腐，意志坚强，措施得力，党的肌体越来越健康了。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要长期坚持下去。如果干部都干净干事，问心无愧，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组织和群众信任，干群关系自然也会越来越好。

谈初心和担当

只要叫我当这个地委书记，我就得叫老百姓吃饱饭

记者：小井村成为山东的“小岗村”，吹响了改革的号角，这与您任地委书记时的担当作为分不开。能讲讲当时的情况吗？

周振兴：当时从小井村回来，研究把荒地分给农民种，县里有干部也担心，觉得这不符合中央政策。我对司黎明说：你们先开个头。如果有人告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我陪你到北京打官司。农民守着土地挨饿，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我相信，让农民吃饱饭绝不是罪过。

山东大包干改革，是从小井村开始的。如果说，安徽的土地承包发端于小岗一个村，是下面搞了以后得到了上面的认可，那么菏泽是从地委开始提倡的，几乎是10个县同时开展了大包干。

那一年后来连续召开了两次三级干部会议，1979年春节后，又一次召集三级干部会议，2000多人，我讲了近8个小时。那时候地委没有报纸、没有电台，会后我让各县复制录音带，各公社再到县里复制录音带，指定同一天时间，向全区农民开大会播放。

那次大会上，我说，在座的县委书记同志们，你们把笔记本拿出来，记下我下面这段话，如果上级说这件事我们干错了，追查下来，我周振兴一个人担责，你们都是被迫的！只要叫我当这个地委书记，我就得叫老百姓吃饱饭！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什么？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记者：讲这番话是需要勇气的。当时那个环境下，您这份勇气从何而来？

周振兴：我出生在农村，16岁就参加革命，工作50年，其中40年在农村度过。当时的地委，就是搞农业农村工作。我老家家里人也都在农村，生活困难，这个我很了解。这种状况如果不迅速改变，你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们就不那么相信。群众有困难时，你不去解决困难，有的人怕扣帽子，但如果人人都这样，那我们还有什么出息？

记者：您能不能谈谈您对共产党人的初心的理解？

周振兴：我的理解，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当初参加工作，就奠定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我们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

当官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做过的工作，能真正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