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大锅饭！”1978年，安徽小岗村村民们振聋发聩的呼声响彻中国。自1958年“人民公社”出现后延续多年的“干和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终于迎来了变革的时刻?！疤雇搿薄疤ぷ省焙汀疤灰巍薄鲜兰?0年代初，以国营企业改革为发端，又掀起了一股打破“三铁”的劳动、工资和人事制度的改革热潮。不破则不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各行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国这艘巨轮就此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自1992年起开始缴纳社保了”

在中央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十年后，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海南省，并建立全国最大的省级经济特区。海南特区，成为继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后，我国的第五个经济特区。

就在此前一年，1987年，迟福林作为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干部，主动申请并被组织下派海南主持筹备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工作。其间，他在海南省体改办成立了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

1990年，原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到海南视察后，提出能否把该研究所变成以国家体改委为业务指导的改革研究院的考虑。一番筹备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于1991年11月1日正式落成。

刚诞生的中改院，就有一点特别，这原本是一个正厅级的事业单位，享受国家的财政供养，只需安静地做研究即可完成使命。但“厅官”迟福林率先做的，就是按照陈锦华主任提出的“用改革的办法办院”，打破“大锅饭”体制，主动放弃财政事业编制，自负盈亏，实行企业化管理，在人事管理上，实施全员岗位聘任制。

“当时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就是改革研究要客观，如果体制上不能够相对独立，客观性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既要拿财政钱又要客观讲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被毓说蹦甑难≡?，迟福林解释说。

从1992年起，中改院不再拿政府一分钱。院长迟福林也从政府官员转变成为一名研究学者，“自1992年起开始缴纳社保了”。

“我当然要带头砸掉自己的‘铁饭碗’，如果我只号召大家改，而把自己的工资关系放在机关，谁会相信你这一套是真改革?即使嘴上不说，心里也会嘀咕，‘你就是做做样子罢了’?！背俑Ａ炙怠?/p>

闻听迟福林这项举动，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先生曾感怀：中改院不拿国家一分钱，又为国家做事，这种精神令人钦佩。

迟福林为中改院选择一条独特道路的时候，距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农民们率先喊出“打破大锅饭”的口号，已经过去十多年的时间。

这十多年间，“打破大锅饭”早已不局限在农村。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企、机关单位以及小厂矿中，平均分配主义现象突出?！案珊酶苫狄桓鲅薄⒚挥屑だ胧┛裳缘闹贫?，挫伤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嗅觉敏锐的人们意识到，这个制度早晚得要打破。

于是，涌现出像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企业改革纪念章获得者步鑫生这样的“弄潮儿”。上世纪80年代初，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在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启发下，打破“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实行“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的分配原则，砸了“铁饭碗”的用工制度。短短3年，他率领该衬衫厂跻身浙江一流，产品畅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

尽管不乏观望情绪，但社会上力主改革的氛围已经非常浓厚。1988年，海南建特区的消息一出，不少压抑已久的人们再也不想掩饰梦想和激情，主动摔掉“铁饭碗”，下海淘金。这一年，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海南，一篇报道便曾写下醒目的标题：“十万大军下海南”。

1989年，下派工作期限结束后，迟福林决定长期留在海南。

这个决定，并不被当时北京的多数朋友理解。他们觉得这有些“冒险”。因为时年37岁的迟福林，在仕途上已经有了不错的发展。他以国防大学教员的身份在北大进修，然后考上中央党校研究生，成为中央党校理论部学术组组长。由于善于思考和研究，迟福林被抽调到中南海，进入刚成立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政治前途看好。

“海南那地方多落后啊，听说连红绿灯、出租车都没有，你干嘛跑那儿去?”北京的朋友们纳闷并挽留。

然而，现在，还是同一拨人，经常不无羡慕地说，“老迟太有眼光了，怎么一下子就选到海南岛了呢?”对记者讲起这个小插曲时，迟福林脸上充满阳光和自豪：“这说明，海南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大不一样了！”

最大难点在于自我革新

迟福林决定带中改院走一条改革的路，而改革的最大难点在于自我革新。

迟福林回忆当年为了探索在体制上用改革的办法办院，大刀阔斧地“革自己的命”。改革后的中改院实行事业机构性质企业化管理，在法人治理结构上，推行董事局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然而，像改革开放后涌现的其他民间机构一样，打破“大锅饭”，研究机构在发展之初却开始面临诸多障碍。

转型适应、人才招募和资金来源成为改制后的中改院面临的三大难题?！八淙灰丫皇切姓允乱祷?，但还会受相关规则的约束；没有了铁饭碗和行政编，很多人不愿意来这儿工作；机构越发展，活动量越大，资金需求也日益增长。”迟福林说。

迟福林很执拗，他坚信创新体制和治理将给予机构新的生机和活力。近30年，他愣是带领大家探索出一条“小机构、大网络”的管理模式，将中改院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网络型、国际化、独立性等特点的智库机构。如今，这个只有50余名员工的机构，身后却有一个由2000余名来自50多个中央相关部委以及31个省市自治区相关部门、科研机构和重点高校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大网络”。这样的体制，既避免了过多养人的负担，又网罗了一批资深改革研究专家，弥补了人才资源的不足。

也正因如此，在将近30年的岁月中，这个智库虽然偏居海南岛，却成为一个放眼八方的“学术重镇”，研究领域涉及改革发展中的诸多热点和焦点问题，屡屡诞生影响高层的研究成果?！案秤枧┟癯て诙斜Ｕ系耐恋厥褂萌ā薄敖ㄉ韫卜裥驼薄叭门┟窆こ晌贰薄案母镉胛；堋薄敖ㄉ韬Ｄ瞎事糜蔚骸薄敖⒅泄厣杂擅骋赘邸钡戎匕跎?，有的直接为中央决策采纳，有的被用作制定政策和法规的重要参考。中改院也因能“直谏中国改革”而蜚声海内外，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重量级奖项。今年年初，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了国内第一份《中国智库研究报告》，中改院位列中国民间智库影响力之首。

上世纪90年代初，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已经实行了十多年，正值土地政策调整的关键时期。迟福林到农村调研比较频繁，时间久了他就看到一个问题：由于土地承包期限没有明确，农民不知道土地使用权是不是自己的，不安全感十分强烈。迟福林意识到，应该尽快实现农户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物权化、资本化，从制度上稳定庞大农民的预期。于是，在团队进行了翔实调研后，中改院提交了一份调研报告，建议中央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这项建议后来被写入了中央的决定中。1998年出台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副标题就是《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直到今天，这依然是迟福林自觉最欣慰、最有压力也最有责任感的一件事，并且他还在继续为之呼吁。

端上“金饭碗”

站在改革开放40年这个节点上，今昔对比，社会分工越发多元化，改革的土壤愈来愈丰沃。不只在特区城市，即使在内地，“铁饭碗”这个人们心目中旱涝保收、稳定无忧的形象也早已褪色了。公务员推出聘任制、国企员工工资与企业效益挂钩、事业单位全员聘用制……面临一份工作，人们的关注点从“是不是正式的?”变成“能给我带来什么、我能做些什么?”不知不觉中，社会对于体制外职业尊重和理解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与时俱进。

在迟福林看来，告别“铁饭碗”的关键在于改变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分配体制，其目的是把劳动效率作为重要考评标准，提高生产率，激发各行业的活力。

改革的道路，鲜花与荆棘并生。迟福林深深体味，中改院的改革走到今天，酸甜苦辣种种滋味不一而足。但令他欣慰的是，用改革思维办新型智库的实践已经取得了成功?！暗哺母镄枰械５姆缦?、压力和质疑，我们大都经历了?！?/p>

今年4月13日，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时，年过六十的迟福林哽咽了。

改革无易事，前方是一片急浪险滩，只有不畏牺牲的勇者才能迎来光明。如今，他期盼，他和中改院能跟上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趟儿，继续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更好地服务于改革政策决策，为提升国家软实力承担好智库的责任。

改革征程中，趟过急浪险滩的迟福林并不孤单。北大毕业生陆步轩两次从体制内辞职卖猪肉，并做到了行业内的“北大水准”；同为名校毕业的80后医生殷为华，创业办了一家足科诊所，当起了“修脚师”；在一片“就业难”的哀叹中，南京某大学毕业生魏鹏涛开了家煎饼店，月入十余万……这些人的努力，令越来越多的人们确信，只有开阔思维，敢想敢干，努力提升自身本领，才能端上“金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