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鹦鹉案二审判决突破了常规。与其让类似案件都靠“非常规式审判”，不如让裁判依据做出合理改进。

据报道，针对深圳鹦鹉案律师斯伟江等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出的《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司法解释进行审查的建议书》，全国人大法工委日前回复称，最高法复函表示，已启动新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罪司法解释制定工作，拟明确规定对涉案动物系人工繁育的要体现从宽立场。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深圳鹦鹉案案发后，司法界就“家养和野生鹦鹉是否应区别对待”问题引发讨论，有些学者、律师将矛头对准了现有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司法解释，冀望借此个案推动司法“打补丁”。而最高法拟明确规定“涉案动物系人工繁育则从宽”，无疑是积极的回响。

司法解释“闻过则改”，契合良法期许。就深圳鹦鹉案来说，男子王鹏将珍稀品种鹦鹉贩卖，一审被判有期徒刑五年。问题是，被卖鹦鹉是其自养的。

从常理上讲，驯养动物与真正的野生动物，在保护价值上有重大区别。从司法层面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涉及的“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只针对野生动物?！蹲罡呷嗣穹ㄔ汗赜谏罄砥苹狄吧镒试葱淌掳讣咛逵τ梅扇舾晌侍獾慕馐汀方氐惚；せ虮粑Ｒ吧锔把毖敝车纳鲜鑫镏帧蓖榷源?，属于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扩大解释。

也正因不合情不合理，当地司法部门才在涉案鹦鹉数量构成“情节严重”、应判处5至10年有期徒刑的情况下，一审卡着最低点对王鹏判刑5年，二审又在一片质疑声下，突破规定把刑期下调为2年。

像该案二审这样在规定之下量刑，属于突破常规，也提示着司法裁判秉持问题导向改进的必要性?！胺杀匦氡恍叛觯裨蛩瓮樯琛?，而被信仰的法条也该是公正的，若法律规定、司法解释等裁判依据本身都不公正，司法机关很难在现有司法框架下做出足够合理的裁判结果。

正因如此，针对有些不尽合理的判决，与以往通过联名书等方式希望法院等改判的方式不同，近年来，很多人把目光转向裁判依据的滞后性，并通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等方式推动法律进步。

比如，早前律师苗永军代理案件时发现，2013年4月最高检印发的“附条件逮捕”制度与法律相抵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申请审查建议书》，致使最高检下发通知停止执行该文件；部分离婚案件当事人与人大代表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第24条”是“一级法律错误”，最终通过持续努力推动了其修改……

由于我国奉行严格的立法中心主义，司法机关只能严格照规定进行裁判，而不能像判例法系国家那样，在规定不合理时依照判例对其修正或不予适用。所以跟个别司法人员枉法裁判造成的个案不公比，规定与制度性问题危害更大，也是更应防止和避免的。

虑及这些，全国人大、最高法等能对司法界和社会因典型个案而起的“修改不合理规定”诉求积极回应，也是维护规定和制度性公正之举。这类回应也宜成为“实现充分法治正义”目标导向下的制度自觉与常规做法，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对接民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