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姥姥”和“外婆”何为规范、熟为方言居然争论起来，有点意思。想想，同一家媒体机构，将爱发推特的特朗普（Trump）和打台球特鲁姆普（Trump）都整合得自然而然了，这同一个角色的不同称谓怎么会打起架来。

其实这种比较根本不搭界，估计所谓的规范和方言之说大概也是这种不大关联的思维路数，这才整得我也胡乱联想了一回。

本来嘛，作为人称代词，人们知道所指就可以了，非要整出个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区别，不知道为的是哪般。也许其中真有大学问，我想。于是带着这种学习心理，翻读了不少文字，但还是有诸多疑问未解。先粗略梳理一下。

一是字典理论。说是字典里姥姥是规范，而外婆为方言。我没去查阅字典，仅就这样的论证逻辑，坦白说，确实有点意外。

众所周知，字典不过是对已经有的语言词汇进行解释而已，语言文字本身，除了象牙塔内高深学问滋生出来的新词儿，实际上是普罗大众世俗生活的产物。就拿规范要求最高的公文来说，“给力、抓手”等词汇以前是不会出现的，这种词汇现身公文不是字典规定，而且社会生活使然，如果说还有字典什么事的话，想来就是收纳其中做个解释——真不明白字典的“规范”之说何以为据。

再说姥姥、外婆称谓各自的权重。北人南迁变异的方言不说（比如客家人），就北方方言体系来论，云贵川，或者还有广西，这些西南官话之地都是“外婆”统辖的，争论所起的作者是陕西籍，故而陕西似也可以归到“外婆”麾下——就算普通话以北方方言为基准，外婆的称谓也不应该是游击队所为。

我们还可以从理解的广泛区域来看，北方人基本都明白外婆就是姥姥，这可能和书面的外祖母有关，而南方人，不说那些已经走调得外人听不明白的方言，就说南方的北方方言（官话）区域，姥姥的意思不太清楚明白的人众很是不少，怎么更通行的称谓反而不规范了呢？

再琢磨一下，外婆、姥姥之间是不是有个时序上的变迁呢？以西南官话总体上变化少于动荡的北方而言——那些因封闭而保留原味更多的方言就不用说了，外婆应该是北方话本身的“遗存”。事实上，有专家就考证说，唐宋的文字就是外婆，而姥姥的叫法是在明代及其之后的事儿。

这很有意思吧？想到北京话，如“胡同”之类，深受关外进入的少数民族语言影响，说不定“姥姥”等相关语言的变化，正是蒙元时期语言融合的产物也未可知，否则那些南迁的语言携带者应该知道姥姥的意思。可是，我们仅从一些网友的留言看，就知道情形并不是如此，有网友就说“姥”者在自家语言区域是曾祖级别的前缀……

显然，这种有点颠倒的“规范、方言”之词有点匪夷所思。

客观说，生活语言本来属于大众文化范畴，尤其是这种涉及亲缘关系的称谓，根本就不可能是基于学问的介入，至于姥姥、外婆之规范性的是与非，其实也没必要纠缠，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流变的过程，它总是要发展的，而这种发展从来就不会取决于什么权威、专家。

话是这么说了，但就这件事的源起来看，我以为有一点更需要引起人们反思，那就是此事出笼背后的思维方式，或者说看问题的思维逻辑：姥姥取代外婆的决策是不是缺少，或者根本就没有进行过思维逻辑的论证和现实状况的调查研究呢？

从各方面罗列出来的实情看，但凡我们做个简单的调查，或者有多层面的辨识考证，这个“姥姥”不高兴的规范之词一定不会面世：即便有此一提议，恐怕初期就已胎死腹中。

而之所以整出那么大的涟漪来，有没有话语权任性的影子呢？我更愿意相信没有，然而，这里必定有一些人们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症结，不夸张地说，关起门来纸上论道的思维习惯并不罕见，甚至单向思维的逻辑在部分人的大脑中已成定势，就外婆姥姥之争这件事来说，实际上很可能就是此类思维习惯下的结果。

否则，我们只要有开放性的思维逻辑，或者说杜绝关门论道，做一个极其简单的调查研究，哪怕是“本本”上的综合考证，也不会出现今日之窘态。

最后，弱弱地问一声：此等主观闭门思维习惯，您的身边是多还是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