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举行的第24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纪录片论坛，选择了“走近年轻人，记录新时代”为主题，这也使纪录片的“年轻化”现象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其实这一趋势在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之后便已开始，但直到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被B站（哔哩哔哩网站的简称）“二次元”群体“重新发掘”并风靡一时，纪录片与年轻观众之间的联系才真正引发了业内外的强烈关注。

纪录片领域的“年轻化转向”较之电影业滞后了数年，但势头似乎更加迅猛。来自视频网站的数据显示，当前接近80%的纪录片是观众通过移动端观看的，国产纪录片的用户构成中，35岁以上的观众只占12%，而新近的热片如《本草中华》《水果传》，35岁以下观众占比竟高达95%、96%。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日益成为视听产品核心传播渠道的今天，“得年轻人者得天下”越发成为纪录片产业的共识。

随着传播生态的改变，中国纪录片尤其是产业体系下的纪录片生产正在向互联网化和年轻化靠拢。在创作观念上，从格里尔逊模式、知识精英立场的以我为主、自说自话，开始转向互动、对话和交流的姿态，努力加强与年轻观众之间的联系。且不说《我在故宫修文物》，便是讲述汉代画像石的历史纪录片《我从汉朝来》，都有意设置了一个“我”以建立与当下的对话关系；在作品形态上，与互联网传播的碎片化趋势相对应，纪录片越来越趋向轻型化，《故宫100》《如果国宝会说话》每集都只有5分钟，以方便碎片时间的观看；在题材内容、叙事语态乃至营销策略上，越来越趋向轻松、时尚，更具个性化、娱乐性和网感特征。当《如果国宝会说话》海报中的太阳神鸟金箔被视为“美瞳”，三星堆青铜人像说出“说我像奥特曼的你别走”，甲骨文“因为刻骨，所以铭心”，当《本草中华》从武侠小说里的“黑玉断续膏”出发去寻找中药材，传统纪录片高高在上的宣教姿态已经被年轻化的“反差萌”和贴近性所取代，这无疑是它们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然而，在“年轻化转型”的热潮之下，需要冷静思考的是，亲和接近并不意味着一味迎合，更不意味着低俗媚俗，纪录片创作仍要坚持自己的精神品格，坚持关注和干预现实的纪实传统，通过持续创新，通过高水平高质量的作品来引导和引领年轻观众的文化品位和审美需求。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电影《二十二》，医疗题材的《人间世》，乃至《生门》《河西走廊》等作品，它们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年轻化偏向，却依然能够得到年轻观众的认同喜爱，有的甚至能够进入院线获得创纪录的过亿元票房，可见消费固然能影响生产，但生产却具有创造和引领消费的强大力量。

纪录片创作者也要相信年轻观众的文化品位、思想接受力和审美判断力，对于真正优秀的作品，他们总会给予肯定和敬意。不论是《舌尖上的中国》，还是《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些优秀纪录片作品的走红，其实年轻观众一直是关键的“发现者”和“推手”。从接受美学角度看，他们也是意义的创造者。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国产纪录片在豆瓣上的整体评分远高于国产剧情片，可见年轻观众对于国产纪录片的精神品格是有着明确认知的，他们会看《吐槽大会》《欢乐喜剧人》而哈哈大笑，却也会对真正优秀的相对严肃的人文题材报以敬意，这一点，在《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朗读者》《表演者说》等节目中亦得到了验证。

总之，纪录片的“年轻化”的确是一种值得重视的趋势性现象，但它们或许更多体现在市场策略以及局部的艺术策略上，决定纪录片价值的，永远是其对于历史意义的探寻，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对社会病症的追问以及与千万普通人心灵的共鸣，这才是其超越年龄划分，作为纪录片的本体价值。

（作者：詹庆生，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