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刘笑阳

当地时间5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出意料地宣布,美国将退出2015年由伊朗、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共同签署的关于伊朗核问题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可以说,面对由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伊核协议”,美国再次成为跳脱国际机制之外的“任性玩家”——而蕴含其间的不仅是美国的战略调整,更重要的是美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逐步恶化。纵观历史,二战前后的美国曾经通过在政治、安全层面筹划建立联合国、在经济层面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国际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美国主导的以国际制度为核心抓手的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凸劾此?即便美国的战略选择建立在本国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但美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长期以来都保持着较为良性的发展态势。然而,在肯定美国对世界贡献的同时,也要清晰地认识到冷战后美国开始更多地采取了“单边主义”的行动,这显然同合作共赢的世界大势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有所违背,而这一问题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后暴露得更加明显。

在这个层面上,特朗普的美国外交政策进一步呈现出减少“国际责任”的总体取向。无论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巴黎协定》,还是退出“伊核协议”,特朗普正在以相对保守甚至落后的方式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希望通过退出“伊核协议”来遏制伊朗在中东的战略扩张,反而会进一步推动中东的动荡和伊朗的崛起。

具体来说,曾经的中东乱局促使奥巴马政府在相关问题上采取了妥协姿态,通过放松对什叶派大国伊朗的制裁,来制衡沙特等逊尼派国家,从而保证美国退出中东之后的权力制衡。而伊朗此前也已经依照协议将铀浓缩项目限制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并获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肯定。不过,近几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恐怖势力的退潮以及伊朗趁机在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扩展什叶派势力的行动,超出了美国原本的战略预期,因此一直以来对伊朗保持警戒乃至敌意的特朗普试图通过新的遏制行动对奥巴马政府的政策“矫枉过正”。在这个背景下,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就显得顺理成章,甚至还有可能进一步采取单边制裁行为以遏制伊朗的地区崛起?？凸劾此?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战略选择可以理解,权力制衡的中东也有利于美国在该地区的辐射影响。但是,美国在“正确”方向上所选择的错误方法,却可能进一步刺激伊朗在地区问题上采取更加进取的作为。

事实上,“伊核协议”的最大成效在于用合作协商的方式为维护中东地区稳定提供了可行的方案与制度的约束。在这一前提下,长期困扰美欧等国的“伊斯兰国”问题才得到了有效缓解,而伊朗也进一步融入到既有的国际秩序当中。最为关键的是,作为一个拥有大国情怀且内部高度统一的国家,伊朗的地区崛起是历史与现实客观推动的结果。相应的,美国的行动则遵循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在中东乱局和整体真空的前景下选择了放松对伊朗的遏制,而接受它所可能带来的崛起效应,这就使得类似问题永远停留在权衡害处的恶性循环中。然而,美国若能更多以“两利相权取其重”的思路去理解伊核问题,更多通过制度约束与经济接触将伊朗纳入自身主导的国际秩序当中,或许能够更有限但也更有效地推动伊朗与沙特共同在地区稳定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不过,这一理解显然并不符合美国对中东问题与世界形势的认知,也不符合美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现实走向。

由此观之,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正在进一步割裂美国个体利益同世界整体利益之间的关联性,特朗普对美国发展的理解很多时候都要搁置乃至牺牲世界的发展。美国逐渐从昔日的“责任导向”转为“利益导向”,尽管这种趋势并没有完成也很难真正完成,但它本身却意味着美国领导地位的动摇。在这个层面上,担纲全球引领者一定要以世界的利益为出发,以本国的责任为核心,以人类的命运为依归,才能进一步拓展长期的战略利益、提升良善的国家形象、实现国家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从而实现《易经》所提到的“自损者益”。而这种更加符合当今世界潮流的思路显然无法在西方文明的土壤中自发生成,而是要更多地借鉴与学习东方文明与中国智慧。有趣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理性主义常常带有严重的自我主义包袱——它始终追求“损有余而补不足”,但却在实践中每每陷入“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困境,这种状况在美国对伊外交中尤为明显。

故而,特朗普政府在伊核问题上更可能继续选择当前的行事原则,通过对伊朗的制裁,遏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崛起效应,同时进一步加强与沙特等国的联系,并在叙利亚问题上继续维持强硬姿态,致力于实现中东地区的“再平衡”。只不过,这种政策方向是否能够使美国真正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却要打上一个问号。究其原因,恰恰就在于这种选择可能会使得中东局势重回纷争之势,这无疑与世界对国际制度与合作共赢的整体诉求有所偏离化;同时,在高度全球化的时代中,如果国家与世界的互动出现问题,那么最终则会是两者同时受到伤害,从而加剧美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