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12”汶川地震救灾工作中，应急社会动员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0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应急社会动员机制也得到长足发展。

“动员”一词来自于军事领域，本意是部队出征前的集结、准备与士气提振行动。后来，它被用来泛指围绕某个重大行动而调集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活动。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与建设事业中，我国积累了丰富的动员经验。例如，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1952年，毛泽东为全国第二次卫生工作会议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细菌战争”。于是，全国上下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从本质上，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体现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与当时我国社会的高度整体化特点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入了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在经济活力被释放的同时，社会也出现了巨大变化。由于户籍制度对人的束缚作用逐渐式微，公民的流动性增强。同时，随着“单位制”社会瓦解，民众从“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加之人的思想观念更加多元、开放，既有的自上而下的动员模式遭遇一定的挑战。

但是，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社会公众受利他主义的驱使和支配，会出现公民角色扩张现象，自发地参与救灾。

2008年被称为“中国的志愿者元年”。是年，除了汶川地震，中国还经历了南方暴风雪等巨灾。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大批社会组织与志愿者向灾区施以援手。在这些灾难应对过程中，应急管理学界在反思：巨灾的应对必须体现全社会共同治理的理念，必须广泛开展社会动员。在此后的10年中，应急社会动员机制在中国逐渐健全，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应急社会动员从自上而下的政府对社会动员演变为从自上而下的政府对社会动员+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我动员。由于现代化治理理念的深入人心与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社会的自我动员能力不断增强。在巨灾的应对中，政府除了动员体制内力量，还要接纳、借助大量体制外的自发型社会力量。

第二，应急社会动员从紧急情况下的社会动员转变为常态化的社会动员。无疑，后者形成、积蓄了紧急情况下可资动员的潜力，并起到了削减风险的效果。例如，在易发生火灾的林区，政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防范与控制森林火灾。

第三，应急社会动员从应急响应阶段逐步拓展到应急管理的全过程，涵盖减缓、准备、响应、恢复等四个阶段。事实证明，在风险防范、灾后心理干预中，社会力量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他们的行动更有持久性和针对性。

第四，应急社会动员的重心降低，基层社会单元，如城市社区与农村的行政村，成为动员的“主战场”。随着“安全社区”“防灾社区”的建设，公共安全的理念与意识逐渐被渗透、传播给广大的社会公众。

第五，应急社会动员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众借助互联网技术，通过微信、微博等即时通讯软件自发地进行动员。例如，在北京“7·21”暴雨中，望京社区的公众通过手机相互联络，自发地开车到机场接运被滞留的旅客。

今天，我国应急管理体制被刷新，组建了新的应急管理部，以统筹自然灾害与事故灾难的应对。未来，社会动员机制建设会进一步得到重视。这是因为：在迈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中，我国所面对的突发事件越发具有非常规性，其中许多都是表现出高度复杂与不确定特征的巨灾、极端事件或新型风险。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可以广泛地汲取民智、民力，形成无缝隙的响应网络，释放出应对非常规突发事件所需要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今天的突发事件跨越区域、地域与领域，表现出极强的流动性、弥散性、渗透性。我们建议，国家成立高层次的“中央应急委员会”，并将办公室设在应急管理部。这样，应急管理部就更有能力协调各相关应急部门，更好地推动应急社会动员机制的建设。此外，解放军、武警、民兵预备役素为我国应急救援的生力军和突击队。在新军改的背景下，应急管理部应深入探索如何强化军地协同救灾机制，并将其与社会动员机制相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