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需求决定供应的角度看，这种“爱心人士7毛钱一个”的App注册游戏，不能只怪淘宝商家。真问题是，一些基层党委、政府，一些基层单位工作人员的形式主义，延伸到了扶贫领域。

有下压指标、只追求数字好看的考核，就有数字造假的应对，这种逻辑关系于行政管理领域并不陌生。一些基层党委和政府在下达“爱心人士”指标时，将“爱心人士”注册量视为硬指标，对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追求胜过了扶贫，实质问题是利益考量胜过了责任。

批评政绩工程、造假时，往往出现官员“认识不到位”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一种?；ば耘馈Ｄ冒娜耸孔⒉崃空庵钟仓副甑奈侍饫此?，谁都知道，注册量的多少不代表扶贫成果，实际上是“好看”的意义更大。这种压指标可能导致下面造假应对，上面也不可能想不到。如果该知道的都知道，该想到的也都能想得到，仍执意下任务压指标，就叫人怀疑：一些官员有没有扶贫的诚意？至少是“扶政绩”的追求大于扶贫吧。

“爱心人士7毛钱一个”，文字说法上挺抢眼，但于某些惯性思维来说，一点都不新鲜。花钱购买“爱心人士”不过是数字造假、政绩注水的又一个品种罢了。透过这一事例，追问、剖析到一些深层的东西，有助于我们看清“购买爱心人士”问题的本质以及危害性。

我认为，问题的本质，是一些官员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思维已经根深蒂固，因而成为一种习惯性动作，成为一种“工作方式”。如此，叫人担心的就不只是扶贫工作，是不是很多工作甚至任何工作上，都有可能会拿假动作、注水的数字来应付上级考核？

数字上好大喜功，表面看，是一些官员的主观意识问题，实质问题是监督不足。上级考核下级，很大程度是一种封闭式的运作，而只有实现开放式监督——引入横向监督、社会公众评价，像“爱心人士7毛钱一个”这种形象工程与政绩造假，就很难蒙混过关。很多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往往是体系内部无感觉，而总是在舆论层面被剥得精光，说明公众监督在某些问题上更有效。

对政绩造假的问题，不能止于批评一下、整改了事的?；ば源?，而应对照相关制度严肃处理。不痛不痒的批评整改，解决不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