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农民工讨要工钱不成，遂以聚众堵塞马路相要挟，导致交通瘫痪，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被处以治安拘留。为收回被超期占用的承包地，某发包方将承包方超期种植的作物砍伐殆尽，最终被法院判决要求赔偿承包方的经济损失。

一段时间来，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一些人在遭遇权利侵害时，习惯“剑走偏锋”：他们有的崇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等朴素正义观，常采取一些不理性甚至极端的方式，来达到维权目的；有的则信奉“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将维权诉求以互联网等公开渠道置于公众视野，用自身境遇激发公众情感共鸣，形成道德和舆论倒逼，甚至通过“人肉”等网络暴力惩治侵权者。

究其本质，这些维权方式都指向违法的私力救济——将本可借助公力救济依法实现的正当维权，变成破坏法律秩序、激化矛盾纠纷、徒增社会戾气的“快意恩仇”。

虽然法律并未对维权者进行私力救济“一刀切”地禁止，例如在民事法律体系中，就有协商、调解、自助行为等私力救济模式，即便是在刑事法律规范中，也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方式。然而，动机合理并不必然指向行为适当，朴素正义观也不一定就是法律的正义。如果任由公民动辄以私力救济僭越法律，那么难免陷入矛盾激化、以暴制暴、恃强凌弱等无序和混乱。这也正是法律对私力救济进行严格规范和限制，要求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并提倡通过公力救济依法维权的原因所在。

当然也应看到，违法私力救济之所以存在，也折射出公力救济一定程度上的不足和滞后。事实上，对公权力机关而言，通过提升自身工作的公正和高效，以更好地回应社会期待、维护个人权益、改变大众的思维习惯，将利益冲突当事人引导到最基本的法治共识上，鼓励人们信仰法治、通过法治手段解决矛盾纠纷，才是减少违法私力救济的治本之策。

人类法治文明的演进，伴随着公力救济对私力救济的不断替代，以及法律对私力救济的合理限制和规范。对私力救济的迷恋，不利于法治的建设；而对法治的信仰和坚守，不仅是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基石，也是化解纠纷、维护权益的最佳途径。维权者应恪守法律依法维权，切莫肆意寻求违法私力救济，否则“合理”也将变成“无理”，“维权”也会沦为“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