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父母开始将孩子送往城里读书。为了方便孩子上学，有经济条件的家庭在县城买房，一些家长还专职陪读。举家迁入教育条件更好的地区，成为农村教育的新动向。

其实教育移民不是新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典型的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高考移民”，新世纪以来的留学生低龄化，以及普遍存在的受教育人口向大城市梯度流动等。人们为了能够享受到相对优质的教育，一直在寻找迁徙的途径。只要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无论它是国际、地域间，还是城乡间，人们都会想尽办法朝对己有利的地方迁徙。农村教育移民潮受到人们的关注，不仅因为它是规模较大的社会人口流动，而且与农民的社会阶层特点有关。

农民进城的愿望是长期存在的，何时迁入则看资本积累和时机。近年来，农业人口在逐渐减少，“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村民往来于城乡之间司空见惯，甚至一年中大多时间就工作和生活在城市里。与此同时，大城市及中小城市的房地产业快速增长，城镇化也在深度发展，更多优质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文化、餐饮等围绕新建社区集聚，城市对乡村年轻人的容纳和吸引力在增加，进城置业的门槛也在降低。不仅如此，年青一代村民具备了城市生活经验，对于许多农村家庭而言，举家迁入只是时间或时机问题。

教育移民潮中的家庭，不少是此前因婚恋需要已在城里置业。由于子女受教育问题具有明确的标志性意义，时间上的限制性特征促使它在举家搬迁的时机选择上，拥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所以，与其说是农村教育移民潮，不如说是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充当了城镇化那“临门一脚”。

所以，很难说农村人大规模举家迁入城市只是出于子女教育的考虑。事实上，根据东北师大农村教育研究院的调研，举家迁入城市之后，孩子的发展指数并未表现出比乡村学校的孩子更好。这就造成一方面乡村教育资源的落后状态难以在短期内改善，农民对乡村教育改善的耐心正在失去；另一方面，学位紧张尤其是大班额现象突出，仍然是当前城市教育的突出问题。而要让城市快速增加学位以跟上生源流入的节奏，以便在规定时限内消除大班额现象，在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下难以达成。不得已，农村教育政策只能延续“围堵”策略，而县级政府在控制农民子女进城上学问题上倍感压力。

新时代的农村教育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集中体现在乡村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不高。尽管近些年来优先增加乡村教育的资源投入，但是乡村的衰落和萎缩正在失去对学校的支撑。生源流失和减少，乡村小规模学校数量增多，学校布局调整的压力一直存在，这是后“三农时代”的农村教育问题的新特点。受农地改革和农产品收益下降的影响，农村人口对产业的依存度在降低，宅基地确权以及土地流转政策为农民离开世代居住的村庄放开了羁绊。作为公共服务的农村义务教育，一方面在国家和各级政府的重视下不断改善着乡村学校办学条件，另一方面村民宁愿接受进城后子女教育环境不佳（学位少、大班额）的现实和结果（发展指数低），也不愿意继续在农村上学。这是新时代农村教育的新矛盾之一。

面对新问题，我们可以从十九大报告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得到一些指导和启发。集中力量办好一批优质乡村学校，应当是目前农村教育的政策选项。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而乡村学校是农村教育的重要依托和关键节点。应对“农村教育移民潮”中的教育诉求，除了快速增加城市教育资源、消除大班额外，应使仍然留在乡村的人口可以公平接受有质量的教育。乡村学校数量庞大，所处环境和发展条件各异，全部办好难以实现。我们应该围绕优质乡村学校建设，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优化社会支持系统，提升乡村教育治理水平，实现学校教育现代化与美丽乡村建设、社会文化复兴、社会公共服务配套等相融合的教育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