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脱贫攻坚提出了新要求:既强调大扶贫格局,又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直辖市,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中国两大国家级连片特困地区在此汇集。

2017年,重庆有5个国家级贫困区县脱贫摘帽,但深度贫困地区仍然是当前重庆脱贫攻坚战的最薄弱环节。

为此,2017年8月,市委、市政府精准识别出18个深度贫困乡镇,这标志着我市正式向深度贫困地区宣战。

在接下来的“攻坚”过程中,发展旅游,被写入到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的专项脱贫攻坚规划中,成为区域脱贫的重要抓手,无一例外。

旅游产业为何受到青睐?重庆旅游扶贫工作进展如何?实际推进中有哪些值得总结的经验和需要注意的问题?旅游扶贫功能如何才能持续发力?对此,重庆日报展开了深度探访。

半年时间,车田乡吃上第一口“旅游饭”

2月25日,由市旅游协会房车分会主办,重庆金冠集团、CC房车承办的“重庆市房车旅游扶贫行动”正式开启首站活动,6辆房车,载着24名游客驶进了车田乡。

这24名游客,是车田乡迎来的第一批正式团队游客。而在一年以前,要吃一口“旅游饭”,当地的干部和村民想都不敢想。

车田乡是酉阳县最偏远的乡村之一,也是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按照全市统一部署,每个深度贫困乡镇要对应一个脱贫攻坚工作指挥部,明确一个市级包干责任部门。而车田乡对应的市级责任部门,正是市旅发委。

为了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市旅发委专门派出6名工作人员,组建驻车田乡工作队,驻村专攻当地扶贫工作,工作队队长由市旅发委副巡视员钟前元担任。

钟前元介绍,经过深入调研发现,当地村民过去可谓是“守着金山挨饿”。车田乡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非常丰富,具备发展旅游的条件。

在驻村队伍的帮扶下,车田乡发展定位由原来的“工贸型集镇”调整为“市级生态旅游度假区”,并制作了市级旅游度假区专项规划,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旅游产业开发、商业资源引进等多个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

仅仅半年多的时间,一个可期待的“现代版桃园乡居生活目的地”已经正式开门迎客了。随着度假区旅游产品和市场渠道的日趋成熟,车田乡通过旅游实现脱贫、致富势必成为必然。

旅游扶贫,效果开始显现

和车田乡一样,在重庆各个贫困地区,通过旅游实现脱贫、致富的案例不在少数。

巫溪县紧紧依托山区旅游资源,规划发展景区带动型乡村旅游,形成野鹿山片区、中梁湖片区、大宁河片区和阴条岭片区4个乡村旅游示范片区,覆盖贫困村16个,直接受益贫困人口2500余人;

城口县新培育东安德安村、修齐东河村、高楠方斗村、北屏太平村等17个旅游扶贫示范村,打造“示范村-示范片-示范区”,培育旅游扶贫示范户450户,带动900户贫困户脱贫;

南川区集中在金山镇龙山村、院星村和山王坪镇庙坝村等贫困村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当地农村从业人员600余人,其中贫困人口200余人;

……

“重庆的深度贫困区域集中在山区,具有交通闭塞、产业落后、民风原始等共性,但同时又具备了自然条件优异、民俗风情纯正、建筑风貌特色等旅游价值。”在市旅发委综合协调处处长熊斌看来,在全域旅游时代,越原生态、自然的东西越具有休闲旅游价值,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包装和营销,完全可以节约大量的前期开发成本,而只需要做好一些周边设施和服务配套,便可以吸引到游客,直接形成当地消费。

数据显示,2017年我市以发展乡村旅游为重点,采取多种方式,着力推进旅游精准扶贫工作,成效显著。全年接待游客1.7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10亿元,带动33万贫困人口脱贫,铜梁区、开州区、奉节县进入全国乡村旅游热点目的地50强。

规划先行,力由内生

集机遇、资源、起点于一身的车田乡,其通过“高举高打”,创造的旅游发展速度和扶贫效率,难以被复制。但其实施“旅游扶贫”的思路,值得被推广和借鉴。

首先,规划先行。

“在车田乡实施旅游扶贫过程中,我们先后制定了城乡发展总体规划、脱贫攻坚专项规划、市级旅游度假区专项规划三个规划?！痹谑新梅⑽銎都抛こ堤锵绻ぷ鞫恿缭钡诵【蠢?规划就是手表和地图,控制着时间和方向。

其次,能否有效激发以村民为主体的内生动力,是旅游扶贫成功与否的关键核心。

“脱贫、致富的本质,就是村民要有持续收入来源?！钡诵【?以旅游产业为例,村民要主动融入到旅游产业各个环节中,实现区域内的旅游产品和环境提供优质供应,才能整个区域旅游产业健康良性发展,持续产生效能。

再者,政府这只手,要重点作用于保障良性的发展环境。

在重庆农科院农业经济与乡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晓群看来,在旅游扶贫过程中,政府这只手要做好两个机制方面的把控,一方面是激励;另一方面是风控。

其中,激励方面,主要包括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扶持、商业模式指导和传播、产业环境的规范和配套等,能够激发产业带头人的创新活力,尽可能降低其试错成本,保证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

另外,胡晓群提出,在实施旅游扶贫的过程中,政府应该重点关注四个方面的风险:一是生态环境的不可逆风险;二是产业过剩、投资浪费的风险;三是集体带头人能力不足造成的返贫风险;四是公平共享机制不健全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