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146名在福建务工的陕西籍农民工搭乘包机从福州返回西安。西安市总工会保障部部长毛玉梅向记者介绍，这次活动是由福州市总工会提前数月准备，福州当地企业资助，从在福州工作的陕西籍一线农民工中选取优秀工作者，搭乘免费包机返乡过年。（2月11日澎湃新闻网）

没有好看的行李箱，他们就地取材拿“涂料桶”予以替代；买不到车票，他们用塑料纸绑腿、贴胶带防风，组成了一支“摩托车大军”，奔袭千里与家人团圆……在春运众生相中，农民工们的归乡图景，一直充满风尘甚至苦难色彩。因而，当“乘坐包机”与“农民工返乡”搭配在一起时，公众惯常俯视的目光里，恐怕少不了惊讶和意外。尤其是，这批乘坐包机返乡的农民工，还不用为此掏一分钱，这就更让人多了几许艳羡。

工会方面的善意之举应得到肯定。毕竟，关怀弱势群体，彰显着一个社会的良心与文明。更何况，虽然身处底层，但大多数农民工向来不等不要不靠。凭着勤劳的双手，他们竭力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同时，也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让关怀的阳光洒到他们身上，既是在鼓励勤劳的传统美德，也是受益方对于贡献者的一份积极回馈。此外，置于“招工难”的背景下打量，对于农民工的福利关怀，更彰显着一座城市的大智慧。

不过，工会的善意之举也存在易遭诟病之处——拿着企业的赞助“借花献佛”，难避“瓜田李下”的嫌疑。

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监督方一旦接受监督对象的利益赠与，很难说还能在日后的监督过程中保持公平姿态，甚至于二者还可能逐渐变异为利益共同体。近年来，不少地方党政机关规定，不得借用、占用下属单位或者其他单位车辆，不得接受企业捐赠。其中一个重要考量便在于，不收受监督对象的利益赠与，监督方才能保持独立性，进而开展公平有效的监督。

工会与企业，事实上也存在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从职能上看，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着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工会有权对企业、事业单位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问题进行调查，有关单位应当予以协助”，“企业、事业单位处分职工，工会认为不适当的，有权提出意见”……

工会接受企业的赞助，即便钱一分不少地用于农民工乘坐包机返乡，但工会实际上还是有着巨大的“形象收益”。对于提供赞助的企业，工会方面是否会产生感激之情，进而能否对其保持公正的监督姿态，这都是绕不过去的合理质疑。尤其是，当“口子”大开，类似的利益纽带增多，面对经常提供赞助的“积极分子”，工会方面又会产生何种心态？不是说接受企业的赞助，工会就一定会丧失公平的监督立场，但次数多了，各种利益纽带多了，难免有“量变”到“质变”的一天。

就此而言，工会不宜拿着企业的赞助“借花献佛”。类似让农民工免费乘包机返乡的善举，既然花的都是企业的钱，那么让企业来“露脸”，不仅公平也更为妥帖，外人必然无可置喙。而即便参与企业众多，需要一个“主事者”出面统筹指挥，除了进行内部推选之外，也可以充分借助行业协会的力量。至于工会方面，当然也能积极参与，比如牵头倡议，抑或利用自己的组织网络予以协助等等。这样一幅图景，恐怕更让人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