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分别在2017年8月、10月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特朗普执政即将迎来一周年。自带“逆全球化”、“反建制”、“民粹主义”光环的特朗普在外界的兴奋、不安、焦虑中入主白宫，在过去的一年里不仅在美国国内推动改革，还在“美国优先”的理念指导下企图把“改革”之风吹向国际舞台，谋求通过调整美国对外政策为自己赢得政治认可、为美国赢得战略利益。然而，受制于国内建制派的约束、国际力量的反塑造力，特朗普任内美国外交的开局之年既有变革也有延续，而变革的负面效果正损耗美国的战略信誉。

变革的一面突出体现在特朗普政府对待全球治理、国际机制和多边机构的表现上。他颠覆了奥巴马一贯坚持的多边主义和理想主义路线，为兑现竞选承诺、稳固持有本土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选民基本盘，在全球治理领域大步后退，自私自利一面凸显。

首先，在全球治理的标志性议题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倒车”。特朗普政府2017年6月1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并在10月12日宣布废除美国的《清洁电力法案》。尽管美国一些联邦州、城市和大企业做出承诺以非国家方式参与全球治理，但缺少美国整体参与，气候变化领域更难取得突破性进展。

其次，退出或不支持部分国际组织或协议。在伊核协议上，特朗普2017年10月以伊朗没有遵守协议为理由，把“皮球”踢给国会，引发伊朗强烈不满。近期虽然特朗普宣布不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措施，但仍然对欧洲盟友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其在120天内拿出更加严格的后续条款，否则美国仍将退出协议。

最后，以不符合美国利益为由破坏区域经济治理规则。特朗普不仅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还施压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特朗普“推动重来”或“另起炉灶”的做法不仅会造成区域经济治理混乱，还易造成全球范围?；ぶ饕濉八阑腋慈肌敝?，导致各国间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风险上升，为全球化前景增添不确定性。

相比之下，特朗普在地区战略和大国关系问题上对改革和突破虽心向往之，却力所不逮。

特朗普执政之初，由于其缺乏从政经验、内阁官员及涉外部门要员迟迟不到位，外界普遍预测其难以出台全面综合的对外战略。但特朗普却“报复性”地在首年接连抛出五大战略，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战略、阿富汗战略、伊朗战略、对朝鲜的“极限施压”战略和印太战略。

细细品来，上述战略多属“新瓶装旧酒”，从目标、方式、手段等任何一点看都算不上战略性变化，充其量只算得上战术性调整。譬如阿富汗战略只是赋予军方更大自主权、模糊了增兵的时间表；“极限施压”战略仍依靠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等传统手段；印太战略是对亚太“再平衡”的改头换面，却缺乏有效的经济支柱和多边机制等。

同样，特朗普在处理对俄、对欧、对华等大国关系时在初期一度雄心勃勃，想大干一场，但之后愈发接受了大国关系的既有规律和客观约束，不断向传统路线靠拢。

美俄关系上，特朗普一直对俄罗斯及普京态度暧昧，曾释放改善关系的信号。无奈美国国内“倒特”力量揪住“通俄门”、“干选门”不放，严重恶化美俄转圜氛围，特朗普在对俄政策上提前“跛脚”。美欧关系在经历一系列频繁的高层互访后进入平稳轨道，但双方在对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认知上分歧深刻，暗流涌动。中美关系在经受最初特朗普政府“一个中国”原则的波折后逐步企稳向好，尤其是三次元首会晤发挥战略引领作用，有力确保两国关系行稳致远。

因此，特朗普质疑全球化、多边主义、国际机制的理念与直抒胸臆、敢作敢为、颠覆过往的性格确实鲜明地体现在首年的美国外交施策上。特朗普的小聪明是自认为全球治理更强调远期发展、责任和道义，是无硬性制约力的领域，自认为凭借美国的实力、地位可以“为所欲为”、想退就退，其他国家无可奈何。

特朗普在面对硬碰硬的大国政治博弈和地区战略设计时则无法随心所欲，显得更为谨慎。但特朗普或许不明白，这种精打细算、缺乏关切美国和世界长远利益的做法只会将自己推向历史潮流的另一面，“让美国再次伟大”恐怕只会成为一句无人喝彩的自说自话，美国在世界的战略信誉也会随之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