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无高下——碑帖分派与尊碑抑帖皆不可取

清中叶以来，“碑学”渐盛。至于晚清民国，学人讨论书法，几乎口必称“碑学”“帖学”。影响所及，直至今日。能不囿于风气而独开局面者，允推启功先生。启功先生之书学见于各种著作、论文、序跋，若将这些著述比作一首诗，《论书绝句》则堪称诗眼。百首《论书绝句》及自注，凝练地表达了启功先生的书法观。笔者认为，将清代以来的“碑帖之辨”转换为“刀笔之辨”，这是启功先生对书学史的一大贡献。

广义的碑指各个时代的碑刻，而狭义的碑主要指南北朝碑。广义的帖包括墨迹和刻帖，由于六朝名家墨迹难得一见，所以狭义的帖就是刻帖?？涤形档煤芮宄骸敖袢账钐蘼酆渭?，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薄敖袢沼鹛В蚍鸦?，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保ā豆阋罩鬯ぷ鸨罚Ｃ鞔榧叶嗔俑筇?，而至清代，金石出土日多。对于论学重实证的清人来说，对各种书法遗迹进行考校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这种考校，关联着审美的倾向，发展出以碑帖、南北、古今二分为基本结构的书学思潮——“碑学”。尽管“碑学”思潮各代表人物的关注点有所不同，比如康有为便不同意阮元的南北分派之说，但大体的倾向是尊碑抑帖、尊北抑南、尊古抑今。表现为尊崇篆隶笔意、尊魏卑唐。20世纪以来，又有大量的书迹面世，如汉代简牍、晋人残纸、敦煌经卷等等。与清代出土的金石不同，这些书迹皆是原汁原味的墨迹。新材料的出土并不仅仅带来新的研究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能更新人们对于历史现象的理解结构。当然，这需要学者对历史现象的敏锐把握与对现有理解结构的深入反思。启功先生可谓开风气之先，他既对清代的碑学做出有力的批判，又将一种新的书法史观阐发到深微的地步。

针对“碑学”中人碑帖、南北、古今诸方面的立场，启功先生的反驳皆有釜底抽薪之效?！堵凼榫洹返?0首注云：“碑与帖，譬如茶与酒。同一人也，既可饮茶，亦可饮酒。偏嗜兼能，无损于人之品格，何劳评者为之轩轾乎？”概而言之，碑与帖只是不同的功用类别，而非不同的艺术派别——这是对碑帖分派以及尊碑抑帖的批判?！堵凼榫洹返?2首注云：“余素厌有清书人所持南北书派之论，以其不问何时何地何人何派，统以南北二方概之，又复私逞抑扬，其失在于武断?！币淮榉缤杏幸?、异中有同，远不能以南、北二派做笼统的概括——这是对南北分派以及尊北抑南的批判。《论书绝句》第95首注云：“书体之篆隶草真，实文字演变中各阶段之形状，有古今而无高下?！笤都?，文人尤甚。篆高于真，隶优于草，观念既成，沦肌浃髓，莫之能易焉?！弊ゲ菡嬷皇遣煌淖痔謇嘈?，古今字体之间不能断然做高下之分——这是对尊古抑今的批判。启功先生发出这些批评，并不是简单地站在与“碑学”相反的立场上，比如从尊碑抑帖走向尊帖抑碑，而是从根本上解构“碑学”诸家二元对立的理解结构。

明辨刀笔之别——透过刀锋看笔锋

历代书迹有多种存世的形式，概而言之有两类，一为墨迹，包括真迹、摹本、临本；一为刻本，包括碑刻、刻帖。前者是由笔完成的，后者是由刀参与完成的。这些书迹被启功先生纳入一种新的阐释视野。

刻本与墨迹之间的比较是启功先生最为着力的。无论是碑还是帖，都是刀刻出来的，与书家的真迹已经颇有不同?！堵凼榫洹返?1首注云：“碑经刻拓，锋颖无存。即或宋拓善本，点画一色皆白，亦无从见其浓淡处，此事理之彰彰易晓者?！闭馐撬当逃胝婕Ｖ钜臁Ｓ衷疲骸八慰袒闾?，如黄庭经、乐毅论、画像赞、遗教经等等，点画俱在模糊影响之间，今以出土魏晋简牍字体证之，无一相合者，而世犹斤斤于某肥本，某瘦本，某越州，某秘阁。不知其同归枣石糟粕也?！闭馐撬悼烫胝婕Ｖ钜臁Ｕ庑┎钜?，清代包世臣、何绍基诸家乃至明代王宠、祝允明诸家多有忽视，这和他们少见晋唐墨迹有关。

刀刻不能准确地传达墨迹，但启功先生并未因此鄙弃刻本，而是通过“透过刀锋看笔锋”建立起墨迹与刻本的关联。要能做到这一步，必须对墨迹多有领会，揣摩墨迹与刻本之相通与相异。正如先生所说：“余非谓石刻必不可临，惟心目能辨刀与毫者，始足以言刻本?！笨瘫居肽Ｖ嘟现亩?，如以唐摹《丧乱帖》与阁帖相较，智永《千字文》墨迹与刻帖相较，西域出土晋人残纸与阁帖、馆本《十七帖》相较，高昌未刻墓志与北碑相较，唐人写经与唐碑相较，魏晋小楷墨迹与小楷刻帖相较，汉简墨迹与汉碑相较，《异趣帖》《出师颂》墨迹与章草刻帖相较，日本藤原皇后临《乐毅论》墨迹与《乐毅论》刻帖相较，小野道风或藤原行成所临王羲之草书墨迹与刻帖相较。

除了刻本与墨迹的比较，启功先生对刻本系统内部的比较亦有所关注。与清人不同的是，启功先生不再对碑、帖做派别之分和高下之判，只是区别碑和帖不同的功用性质，并考论诸碑与诸帖的不同。启功先生认为碑帖的刻工有精粗之别，如唐碑精于六朝碑，《神策军碑》精于《玄秘塔碑》，《大观帖》精于《淳化阁帖》。另外，新出土的碑胜于捶拓已久的碑，如对《朝侯小子残碑》《张景残碑》的看重。这些评判虽然是在刻本与刻本之间进行的，却是以距离墨迹之远近为标准的，也是以对大量墨迹的深入体会为前提的，所以“刀笔之辨”依然是隐在的参照系。

启功先生所作的“刀笔之辨”含着一种书学旨趣，即最大限度地逼近经典作品的真迹。在这样的阐释视野中，历代书迹被纳入一个以经典作品真迹为核心的系统之中，距离真迹近的处于这个系统的内环地带，距离真迹远的处于这个系统的外围地带。新的阐释视野让历史现象呈现出新的秩序，犹如把磁铁放在不同的位置，周围的铁屑会呈现不同的形状一样。启功先生打破了清代以来碑派、帖派二分的格套，但恰恰因此延续了清人重证据、求真相的学术精神。明辨刀笔之别，我们才可能更加看清书法史的真相。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