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层浪。

1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其中谈到的“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提法引发业界的热议。而从2013年的“自贸试验区”上升到今年的“自由贸易港”,标志着中国在对外开放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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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依靠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开始了高速发展。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利用比较优势加入到全球产业链分工,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基础上有效培育了“中国制造”。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中国不仅仅参与了全球产业链分工,而且已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中,国家行为在经济竞争中的参与程度越来越深,加上全球全行业产能结构性过剩和全球经济失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美国从单边主义出发对迅速崛起的中国采取遏制态度,在全球范围内营造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全方位壁垒,发展中的中国面临无法回避的地缘政治挑战。

从“韬光养晦”到“一带一路”,经济全球化依旧是中国繁荣发展的既定目标,只不过我们要实施“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当中。当初推出“一带一路”国家倡议和自贸试验区就是源于美国介入并主导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虽然属于被动接招但也在这两个协议的围困中开辟出一条应对挑战的创新之路。而今,尽管美国退出了TPP,但其“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政策依旧以中国为遏制对象,特别是其新税改不仅会引发全球递次降税的金融振荡,更会改变全球资源的配置结构。

在面对如此复杂且有针对性的环境条件制约下,特别是面对投资外流加剧和实体经济依旧不振的趋势,升级和新建自由贸易港以应对国家竞争和争夺全球产业链分工地位成为中国一个较为智慧而有效的选项。

自由贸易港不是自贸试验区的简单升级,而是“目前全球开发水平最高的特殊功能区域”。耳熟能详的迪拜、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国际著名的自由港,在离岸贸易和离岸金融带动下,贸易附加值和产业服务让这些自由港成为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体,同时也牵引周边经济发展。正因为如此,俄罗斯2015年也在靠近中国和朝鲜边境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区域的3.4平方公里设立了为期70年的自由港,目前全球自由贸易港已经超过了130个。

当然,也不是每个自由贸易港都会发展成为经济发达地区,这既需要自由港自身具有与全球产业链结构相配合的地理优势,也需要与周边腹地资源的汇集能力相适应,更需要政策环境的创新定位。

从1547年里南那港成为全球第一个自由贸易港开始,处于全球竞争压力中的自由港,其定位也在不断创新,从原先的转口贸易转向离岸贸易和离岸金融,再转到运输、工业和旅游等综合运营,并通过货物、商品、资本到人才等各要素的自由流动,快速实现禀赋条件的汇集。

按照目前国家政策的发展趋势,自由港最能突破的就是实现“境内关外”的整体监管策略约束,由此在外汇、税收、人才和“一关二检”中获得更高自由度的政策红利,而其中最能直接获取政策红利的就是物流和供应链。

物流业贯穿一、二、三产业,衔接生产和消费,并支撑国民经济发展。近年来,国家发布了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的各种政策,鼓励在“互联网+高效物流”和多式联运运营体系方面取得突破,今年10月份更是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

但由于物流业传统的条块分割管理模式导致衔接不畅和高本低效,许多规划意图很好的利好政策很难在物流和供应链中短期见效,而“一关二检”的严格管控和国际衔接不畅也让多式联运的优化目标较难落地。

但新的自由贸易港政策一旦落地,与以往业已落地的自贸试验区、保税物流中心、综合保税区、保税加工区及保税仓等各个层级的保税单元联动聚合,完全可以越过上述各种体制机制障碍,给物流业降本增效和供应链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多更大的收益空间。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持续推进和发展,加之自由港所带来的商品、货物、资本和人才的自由流动,物流业优化需要的货物流、资本流、信息流和人才流可以科学精准地融合,特别是所有过程的智能监管能力将得到空前提升,也有能力将传统的监管建构、监管流程和监管界面退入后台,形成所谓最宽松、最合理的海关管理体制机制。

当然,随着自由贸易港的确立,加之中国全球经济和消费市场第二的位置将吸引全球最有竞争力的资本、人才、技术、商品和服务等资源在此汇集,也必然带来更为强劲和更为创新的竞争环境。全球物流业巨头也必然将跨国企业的经营触角伸到这块新大陆,国内物流企业将面临空前的竞争压力。

近年来,随着电商物流和快递行业的快速成长,部分中国物流龙头企业已逐步具备全球领先的竞争力,京东物流、菜鸟网络、顺丰速运、中远海运和招商局集团等都在各自领域强势飞扬,此次如何依托本地资源优势在自由贸易港的新产业生态中获胜将是一场巨大的考验。

(作者为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