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与唐高宗壁画现身撒马尔罕古城

从地图上看，粟特是欧亚丝绸之路的核心地区。粟特现在的地理区域，西边部分在塔吉克斯坦境内，东南部分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粟特壁画中最有名的要数撒马尔罕古城大使厅壁画。大使厅建筑遗存之所以被学界称为“大使厅”，是因为该厅壁画展示了盛唐时来粟特的各国大使和当地的宫廷生活，该壁画由粟特画家完成，却带有鲜明的唐代绘画元素。在大使厅西墙，唐朝的使团手持蚕茧、生丝、白绢，与来自波斯、吐谷浑、高丽等国的使臣，在突厥武士的陪同下一同拜谒粟特王，共庆波斯新年“纳乌鲁兹”。

2002年，日本知名学者影山悦子指出，大使厅北墙所画的则是盛唐气象，墙面由垂直水面分成两部分：左半边是湖水，龙舟上乘坐着巨大尺寸的武则天，伴随着宫女，正在向水中投掷粽子，吸引鱼群；右半边是巨大尺寸的唐高宗，正带着随从在上林苑猎豹，人马杂沓，人物清一色是男性。

影山悦子还推测，粟特画家可能只是听了去过长安的胡人描述端午节的唐朝宫廷场景，揣摩着画出了唐高宗猎豹和武则天乘龙舟的画面。对于伟大的“天可汗”唐高宗——丝绸之路上粟特商队最强有力的?；と撕兔擞?，粟特人心怀感恩，在大使厅壁画上歌颂一番也是合情合理的。

意大利考古学家康马泰则进一步根据历法推算，端午节在盛唐时期，恰好与大使厅西墙和南墙描绘的波斯新年时令重合。撒马尔罕古城大使厅北墙壁画重现了端午节在盛唐时候的场景，这对于汉学家而言特别有价值，因为在中国本土，并没有一件描绘端午节的唐代艺术品存世。

中亚钱币上曾用汉字

根据最新的丝路考古成果研究，中国钱币渗透至西域的过程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公元前118—581年的五铢币和王莽改制时期的货泉币；第二个时期是公元7世纪—8世纪期间渗透至中亚的唐代铜币，这种铜币对西域中亚复杂的货币系统影响巨大，尤其对粟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时期，中国钱币的流通范围更为广泛。同拜占庭帝国和萨珊王朝的钱币一起，唐代钱币是作为国际货币被使用的，它们为伟大丝路上的贸易活动服务。当时流通至西域的唐代钱币主要为三种：最常见的是正面方孔四周印有“开元通宝”四个字的钱币；还有一种唐代钱币印有“大历元宝”字样；第三种钱币印有“乾元重宝”字样。

目前，一共有三十件左右的唐代钱币在丝路被发掘，它们都是在古城遗址和定居点的文化层被发掘出来的，比如舒拉卜库尔干遗址的住房内。这说明在西域中亚，唐代钱币确实是被用作市场流通货币的，使用唐代钱币的区域包括七河、费尔干纳、石国、粟特、北吐火罗斯坦。唐代钱币的这种分布说明丝绸之路的主干道之一穿过这些地区，中国商品经过这里流通到吐火罗斯坦随后到印度。玄奘和尚在公元630年左右就曾经过这条路前往印度取经。

唐代钱币的重要作用还在于对中亚钱币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比如大约7世纪左右，在粟特发行了带有粟特文和汉字的双语钱币：在硬币正面就如唐代钱币一样印有四个汉字“开元通宝”，而在反面则是粟特伊赫昔迪的文字。

粟特商队首领晚年定居中国北朝

在日本Miho博物馆，收藏有十一块汉白玉石屏。其中一块石屏上有火坛祭祀的场景，还有其他十块石屏上则描绘了信仰葬仪、帐篷行旅、旷野狩猎、宴饮歌舞、骑马出行等场景，以及一个大象巡游，一个牛车出行场景。根据图像风格和材质形制，考古学者们判定这组石屏来自北齐（550—577年）或北周（551—579年）的某一处中国北方墓葬。

但专家们同时惊奇地在石屏上发现，葬礼上的祭司在圣火坛前用小棍拨弄火苗，此刻祭司的身后，一群人正在用小刀在脸上、耳上划出血痕，来表达对亡灵的哀悼之情。这说明，这应该是一场波斯文化圈的拜火教葬礼。

他的身后居所除了石棺屏风上的场景较为粟特化之外，为何其他墓葬图像充满了更多的汉化元素？这样远距离的文化碰撞，引发了专家们的好奇。谁是这个墓的主人？遗憾的是，在阅遍了十一块石屏风之后，专家并没有在画面上发现遗体。创作这十一块石屏的石匠根据墓主人家族的要求，刻意没有描绘躺着的遗骸。

专家们根据有限的证据进一步分析，拜火教徒如果是因传染病而暴亡，家人也会把他送到山野，让祭司点燃圣火坛，行礼如仪。但是同一块石屏上还描绘了篱笆里的骆驼和驮载了货物的马匹，似乎暗示着亡者家人并不打算把遗体弃之山野，而是带回去建造墓冢来安放。

最终专家们认为，石棺屏风的主人很可能是曾跋涉千里丝路的粟特商队首领，晚年定居在中国北朝，远离了中亚故乡。石屏描绘的场景，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入华粟特人在北朝生活的鲜活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