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条新闻让很多人倍感温暖：北京通州区潞河中学附属学校四年级学生小雨，从小没见过妈妈，今年6月又失去爸爸，只能与患有严重腿疾的奶奶相依为命，接送小雨上下学成了一道难题。小雨所在班级家委会负责人曹师智号召家长组成帮扶组，每天由一名家长接送她上下学。

曹师智因感“揪心”成立了帮扶组，而身为旁观者又收获了感动，这一切情感的建立和释放看起来都是那么自然。事实上，家委会体现了社区的一种功能延伸。家委会为小雨搭起家庭和学校之间的桥梁，为其安全保驾护航；同时家委会也成了家长们所在小社区功能延伸的新集合体。在这自然情感的建立与释放中，这个家委会让人看到了社区再造的可能及其生命力。

同整个大社会相比，社区显得具体可感，约等于一个缩小版社会。在社会学层面上，社区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建立起来的人群组合，传统村庄即为典型的社区代表。村庄社区一般由同姓或多姓宗族组成，人们的关系建立在习惯、传统和宗教之上，人与人之间有着明显的道德和舆论约束，而社区大小事务，也多通过宗族约定俗成的规训进行解决。良好的社区构建，足以涵养一个人健全的人格，每个人生都可以因此过得相对完整和饱满。随着城市化和人员流动速度的加快，向大城市聚集的不同地区的人，慢慢有了隐私感，建立了独立性，陌生人社会逐渐建立。

相比于传统农村社区靠宗族势力维系的岁月安稳，人们在城市则主要依靠契约、效率、能力等市场化因素支持个人打拼。没了村庄邻里间的家长里短，也没了窥探隐私的烦忧，人们用辛苦钱买到了高楼大厦中“火柴盒”似的房间，也买到了一道漠不关心的“墙”。这种依靠个人努力在城市立足进而搭建起的邻里关系，让人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原子。这样的陌生人社会，需要某种社区自治机制或外部司法体系，来确保与传统村庄同样效果的社会秩序。

我国多年前就开始社区构建探索，只是很长时间以来，社区的行政属性太强，而在陌生人社会中，寄希望于行政力量或家长式政府以稳定秩序的情形更加严重，导致社区效率普遍不高。如今跨入新时代，人们开始重新思考社区究竟该如何再造。曹师智组建的帮扶组，就是社区自治和社区再造的典型样式之一。曹师智们在进行社区再造的同时，还注意到了简单帮扶与精细化帮扶之间的区别，无形中他们已经明白，相比于行政力量，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细致入微又符合人性的交流沟通最为珍贵。接送小雨上下学虽然是首要任务，但也要尝试让她走出痛苦，同时培养其与社会打交道的能力。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也意味着，除了家委会，社区功能的延续与壮大，还是离不开行政的“干预”，只不过这种干预是指政府的兜底性功能与对社会专业组织介入的引领。比如，在小雨的故事中，家委会计划帮扶小雨三年，那时她刚小学毕业，进入青春期，而奶奶年纪又大了，小雨家里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这时家委会就需要有“接班人”或者“好帮手”。

曹师智们或许会觉得帮助小雨是人之常情，作为观众也会认为扶贫帮弱天经地义，但细细道来，曹师智们就是社区再造的内生力量，而小雨们更需要这种力量。社区功能的再造，就是要打破拥有独立性公民个体间的隔膜，在陌生人社会中建立起互帮互助、共同成长的社区共同体，让每个社区人既有城市人的拼搏精神，又有提供温情的能力，进而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现代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