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化政治交接，各民主党派开展了“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专题教育，启动了“多党合作历史传统记录工程”，中央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中央联合编写了《大道——多党合作历史记忆和时代心声》。各民主党派中央主席结合个人经历、履职实践等，讲述对政治交接的思考感悟、认识体会，真挚的话语、生动的故事，传递的是浓浓的情怀、信念、传承和力量，带给我们太多的感动和共鸣。在各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特将各民主党派中央主席的倾情感悟陆续予以刊发。

2017年 5月 20日，同济大学迎来建校 110周年校庆。这一天，我再次踏入同济的校园，10年前的场景历历在目。10年前的这一天，同济大学迎来百年校庆，我最后一次以同济大学校长的身份站在这片沃土上。当天晚上，我便离开了同济大学，坐上了飞往北京履新的飞机。我的人生从此也开启了不同于海外创业、不同于教书育人的崭新篇章。

10年过得很快，这 10年来我见证了共和国科技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日新月异的重大突破；10年过得也很不平凡，这 10年来我也感受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致公党在多党合作前进道路上稳步前行。此时此刻，我谨以此文与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的经历和感悟。

朴素难忘的知青时光

我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青少年时期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段波澜起伏的岁月。1969年 4月，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我刚刚过完 16岁生日，就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东北吉林省延吉三道公社插队。

初到东北，还是让我这个南方人感受到了很多的不适应。春天铲地，头上包着纱布还被蚊子叮得满头冒火；夏天种谷子，蹲着跪着爬着，一头汗，满脸泥；采石头，把绳子拴在腰间，从山上吊下去，用钢棍把石头撬下来……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插队六年半，我学会了很多，锄地、扶犁、赶马车，当出纳员、会计、团支书……凭着一股干劲，我被乡亲们选为生产队长。我感受到了乡亲们的朴实和真诚，也发自内心地喜欢与乡亲们做朋友，我在那里塑造了自己的性格，奠定了我对待人生的基本态度。这一生都深深感谢东沟村那些可爱的乡亲们！

当仓库保管员时，我就跟常在仓库前修拖拉机的王大哥学习，按照图纸，一步一步把发动机拆开、清洗、研磨、安装，后来就学着开，给村里拉土送肥，去供销社拉货，很快就成了村里娴熟的拖拉机手。

我从小就喜欢动手，家里的钟表被我拆开又装上，而且还能走。从东方红28、铁牛 49、东方红 54，一直拆到丰收 35。无论是手扶拖拉机还是链轨拖拉机，我对它们的型号都能脱口而出。面对这些当时国产最先进的拖拉机，拆了修，修了装，这些实践经验为我后来到德国从事汽车研发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75年 10月，我作为吉林省唯一一名“黑五类”分子子女，被乡亲们推荐到东北林业大学道桥系学习。我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物理学教研室主任曾告诉我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历史使命，国家建设缺不了人才，经过十年“文革”，社会更需要知识。1978年，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研究生，1979年 9月，我考入同济大学，攻读固体力学专业结构力学和实验力学方向的硕士。那个时候录取率不到5%，偌大的阶梯教室 200多个考生都来考研，但总共才考上了 2个。1981年，我硕士毕业并留校，在数学力学系任教。那时，我一边教学，一边准备考博士生的课题。

当时正好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的佩特·迪茨教授到同济大学访问，当他看到课题之后就说我与他所做的课题很相近，如果我愿意的话，希望我到德国读他的博士。于是我下决心去德国留学，我想去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机械制造技术。经过了 3次非常严格的综合考试，我最终获得了世界银行的奖学金。1985年，我登上了留学德国的飞机。

创新创业的德国生涯

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是位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的一所以工科类著称的高等学府，有着 200多年的历史。在机械工程、能源、环保方面颇具盛名。刚到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学校规定，凡是外国留学生入校都先要进行德语入学考试。当时我年轻气盛不服气：我的德语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参加德语入学考试？

学校外办的老师很惊讶：两百多年了，来这里的外国留学生不知道有多少，但从来没有人说德语好到不需要考试的地步！于是安排几位教授跟我聊了整整一个小时，问了很多问题。结果是：同意免试。我也成为了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参加德语入学考试而直接就读的外国留学生。

攻读博士期间，我研究了定量研究固体波传播的整改和方法，并成功地开发了一项降低汽车噪音的技术，得到了德国高校与企业奖。这套技术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用了十多年，且这一技术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带出了 20多篇博士论文，推动了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低噪声设计专业的整体进步。

博士论文答辩后的一天，导师佩特·迪茨教授找到了我。这是一次“交心”的谈话，他希望我留校做一名教授带更多的研究生。期间，我给时任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是留下来还是回国？李校长建议我如果能到世界顶级的汽车制造公司工作一段时间会学到世界上最尖端的技术，将来回国会派上更大的用场。于是在 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我带上博士毕业论文，走出校门，来到了奥迪汽车公司。

进入奥迪的第一年，我作为研发工程师，亲历了第一辆全铝车身 D2项目的开发。1993年，我参与了第一个全流程数字化设计开发体系，从造型、设计到试制、试验的全数字化流程。1995年，我调任涂装分厂，主导了第一个全水基漆自动化涂装分厂的设计与建设。1997年，我又主持了奥迪 A4整车生产线设计实施。

我在奥迪一干就是 11年，从基层工程师，做到了总规划部的高级技术经理。我接触了汽车企业的各个环节，先后参与了 5种车型的研发，在轿车整车开发、车身设计和制造、数字化生产工程等方面主持完成了 15项技术关键课题，参与并主导主持了汽车产业的 4个世界第一，得到德国乃至世界汽车工业同行的认同和肯定。

寻梦汽车的同济岁月

1999年，应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吕福源邀请，我组织了德国汽车工业界博士工程师代表团回国访问。这次回国给我的震动很大。当时国内盛行“汽车引进论”，认为中国没必要研究自己的汽车，我向国务院提出开发洁净能源汽车、实现中国汽车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建议。随后，时任科技部部长朱丽兰访问德国时，当面正式邀请我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回国，主持汽车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工作。

2000年圣诞，当德国人开始欢庆节日时，我回到了同济大学。能够回母校把我对汽车的理解和实践传授给下一批同济人，我觉得太幸福了。我不是急流勇退，而是急流勇进。这股“急流”，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因此，放弃奥迪高级经理职位，我一点也没有犹豫。我心中一直眷恋着祖国，我的梦想一直是要让中国的汽车工业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汽车工业。

拿着200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我选准了电动汽车的燃料电池作为突破口。刚开始研究燃料电池汽车时，有人和我打赌，说只要车子能骨碌起来，就算我赢。那么庞大的电池，就算塞进小轿车也非易事。顶着这样的质疑，我开始了第一阶段的研发。为了迎头赶上国外同行，我每天都在实验室，出差回来，家不回、办公室不去，先到实验室。没有暖气，就买了很多军大衣来过冬。凌晨两三点，为了某个零部件的调试，我和同事们都不愿走，裹着军大衣在一边盯着?？朔诵矶嗔钊四岩韵胂蟮睦眩液臀业耐哦咏鲇靡荒晔奔?，就试制成功了第一辆燃料电池原型车。尽管这辆车比普通的桑塔纳重 300公斤，但我把它开动了。

2002年 5月，一辆四轮驱动燃料电动汽车概念车 —“春晖一号”诞生，并在当年 11月初举办的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上广受好评。2003年起，“超越”系列的燃料电池汽车新品迭出。不负众望，2006年，我带着我们的“超越三号”汽车来到了巴黎，参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汽车大赛。结果，中国汽车在燃料电池组比赛中超过了当时通用、福特、日产等样车的成绩，总成绩与奔驰基本持平，而且在氢消耗、低噪音等单项指标中名列第一。

研究成果迭出，我身上的职务也与日俱增：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汽车院院长、校长助理、副校长?；毓牡?4个年头，2004年 7月，我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校长。

2005年 7月，我提出要建一个“上海地面交通工具风洞中心”。经过近５年的建设，国内第一个“汽车风洞” —上海地面交通工具风洞中心于 2009年 9月19日在同济大学嘉定校区落成启用。落成那天，我驾驶着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新能源汽车跨越主席台一侧的“时空隧道”，打开象征着“汽车风洞”的大门，全场顿时彩带飘飞、掌声雷动。我从德国回国时有两个梦想，一个是自主研发新能源汽车，一个是自主建造国内首个汽车风洞。这一天，这两个梦想都实现了。

不敢懈怠的参政与议政

2007年 4月 27日，我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科技部部长。作为科技部长，我不仅要面临从专家到官员的转型，而且还要适应中国特殊的国情，最重要的是长期制约中国科技发展、创新的体制弊端，也将是我从事科技管理道路上必须克服的难题。我是从企业来的，在国外工作生活了很长时间，是民主党派人士。当时当校长已经“破了规矩”。我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非中共党员校长之一。但恰恰是这样让我积累了多党合作的经验。

决策是一个民主的决策，一个集体的决策，一个科学的决策。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点上和更多的同志们，党内、党外的同志们共同探讨一个学校、一个部门的发展，这不光是一个非中共党员的校长，就是一个中共党员的校长也必须这样做。我和党委书记的合作，和行政班子、党委班子的合作都很顺利，形成了独特工作机制，作为行政首长必须对学校的发展承担责任。担任科技部部长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我的鼓励与信任也让我在工作中干劲倍增。

作为国务院的一个组成部门，科技部坚持民主和科学决策，形成了稳定的工作机制。作为一个部的行政首长，应该勇于承担责任，在工作当中积极贯彻集体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方法和规划，努力营造一个新的合作氛围，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共同推动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我思考最多的是如何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工作者，服务于企业，服务于民众，尽快地建设好国家创新体系，使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提高，使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得到提升。这些年来，科技部也一直在这样努力。我们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努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大力开展协同创新，注意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础，抓大众创新创业，努力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而不断努力工作。

2007年 12月 21日，在致公党第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我被选为致公党中央主席。致公党是中国成立最早的民主党派，把致公党建设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个合格的、有生气的、活泼的、能为全国人民做事的参政党，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愿景与挑战的新领域。

2017年 5月，万钢率致公党中央调研组在福建开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文化‘走出去’ ”重点调研

2016年 12月，万钢调研四川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工作并看望泸州法王寺村贫困群众

2008年 3月，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我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2013年 3月，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我再次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如何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完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人民政协的期待和要求，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的确，这些年来，我如何协调这三个角色，并成功积累作为参政党主席担任部委“一把手”经验，一直是新闻界感兴趣的问题。记得 2007年我当选致公党中央主席时，就有记者问我如何看待自己作为党外部长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是：“执政党一直在加强民主政治建设，2005年的‘5号文件’就已经提出要增加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府任实职的数量，被任命为科技部长这个举措，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而我自己也应谦虚努力，向中共党员干部学习，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随后几年，我每次率全国政协代表团出访，总有不少国外的政要人士对我的身份非常感兴趣，进而也对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产生浓厚兴趣。

2011年 9月，万钢参观温哥华华人社团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图片展

通过这么多年的实践，我觉得民主党派人士担任政府实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独特魅力和显著优势的重要体现。例如，我作为科技部部长首先要坚决贯彻国务院的指示，完成国务院领导委托的任务，完成科技部行政管理的责任，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作为一个参政党的主席，更多的是考虑党派的自身建设，做好参政议政，提出各种合理建议，关心的面更广一点，涉及经济发展、国计民生、社会发展等很多方面，特别是保持“侨”“?！碧厣?，同时也要为社会做好服务。作为全国政协的一名副主席，要牢记民主与团结两大职责，更多的是要考虑大团结、大联合，更好地把各界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

随着现在科学技术越来越和经济、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要有支撑和引领的作用，对社会发展要做好服务。致公党具有浓厚的侨海特色，党员们具有丰富的政府管理、学术研究、企业经营等经验。特别是近年来海归人员剧增，海外侨界高度聚焦祖国的经济社会和创新发展，深谋远虑、妙计层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创意。因此，可以从不同的视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国家的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关注民生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在全国政协，有不同的协商议政平台，如双周协商会、议政性常委会，在这些会上，可以把党和人民关心的问题，来自各界别的建言献策，包括创新驱动、体制改革、社会发展、开放合作等问题，进行集中研讨，探寻解决问题之良策，凝聚促进发展之共识。

正是通过这三种身份，我可以更好地实践和体会我国政治制度的特殊优越性。既可以作为监督者，监督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可以作为被监督者，虚心听取批评建议，更好地推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既可以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事业的实践者，倾力参与我国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又可以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事业的助力者，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全力支持和推动我国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

2013年 5月，万钢在京会见来访的多米尼加共和国议员团

2016年 6月 2日，中国科协九届一次全国委员会选举我为新一届主席。我感到了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同时也再一次感到了肩上的重任。儿时对机械构造的痴迷，年轻时对知识的追求，中年时对梦想的追逐，以至现在对人生的审视，我想都可以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对这个时代、对这个社会的注脚 —我们眼里饱含着信念，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奋斗；我们心里眷恋着祖国，希望她强大与昌盛。我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也相信会有更多的像我一样的留学生、科技工作者、致公党人，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

（作者系致公党中央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