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思想，标志着在本世纪中叶以前的30余年历史时期中，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解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将把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检验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成效的首要标准。人民群众的需要是全方位、多层次的，除了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的需要以外，精神文化领域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相应地迅速升级。

为了更好地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换言之，精神文化领域的建设不仅要坚持正面建设，还需要坚持反面批驳。这对意识形态工作能力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而为了更透彻地理解这一要求，我们需要在理论高度上加以客观分析，并给予区别对待。

首先，社会普通群众由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认识方法存在差异，进而产生的言论斗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由此引起的意识形态斗争现象，它的根源是在思想认识层面。它是关于能否正确看待和处理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思想认识问题，而并不涉及或甚少涉及利益层面的纠葛，这种意识形态斗争就是属于可以调和、解决的类型。对这种由于认识方式方法差异而导致的意识形态斗争问题，我们需要在改进认识方式方法上着力，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提高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增强其客观辩证地分析问题的能力，帮助他们认识自身思维方式的不足，进而提高他们科学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

其次，人民内部各阶层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具体利益存在差异，进而引起的纷争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今中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关系复杂化。但是，这些利益主体的不同诉求作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方面，它仍然从属于中国社会发展这一整体利益，而不是游离于这一整体利益之外的，在方法论上，我们应该运用整体与局部辩证统一的方式来科学看待。这就要求我们，防止用两极对立的极端思维方式去看待中国社会的阶层问题，而要注意到人民内部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具有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从而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框架下，充分尊重社会各阶层的正当利益，从建立广泛统一战线的需要出发，寻找反映和整合各方利益的思想相通之处。同时，在分析一些社会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积极进行团结、教育和引导，力争形成具有广泛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再次，人民群众与少数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之间由于存在着根本利益的分歧，他们之间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由于这种对抗性的意识形态斗争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是通过意识形态斗争这种形式为各自的政治主张提供合法性的思想依据，所以是我们在看待和处理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上必须密切关注的地方。由于阶级立场的根本分歧，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于社会主义政权的敌视态度是十分明确和一以贯之的。当今，国内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正在利用互联网的技术优势和规则霸权，将互联网作为代表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渗透的主阵地，通过散播中国政治谣言、煽动社会情绪等多种方式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发起攻击，其根本意图就是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试图毁掉人民执政的根基，进而操控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模式。对于这种对抗性的意识形态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在宣传思想领域，我们不搞无谓争论，但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牵涉到政治原则问题，也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对于这种涉及根本利益分歧的意识形态斗争，必须运用法治手段坚决处理。

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思想，是对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这里的“旗帜鲜明”不是指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这里的“错误”也需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开展新时期伟大斗争的背景下，意识形态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谏鲜龇治?，我们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现象，可以得出两个方面的基本认识。其一，意识形态斗争不一定产生消极后果，对此不必产生主观畏惧的情绪；其二，意识形态斗争不一定是对抗性的，对于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长期存在于一个社会之中，他们之间互相竞争、斗争，只是要待它们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双方才会激化为外部对抗的形式。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看待意识形态斗争的时候，需要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既要防止把一般性的意识形态斗争夸大为对抗，又要防止对意识形态斗争漠然置之，致使一般性的意识形态斗争转化为对抗性的意识形态斗争，进而对社会稳定造成危害。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