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探讨“失控”的脸书(Facebook)，文章说脸书已成为一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广告机器，俄罗斯将其作为影响美国大选的事实，有可能彻底动摇该公司的根基。撰文的记者大概忘记了从突尼斯到埃及，再到利比亚，到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俄罗斯、中国、伊朗这些国家曾经遭遇的各种干涉，并在不经意间说出了三个宝贵真相：

第一，脸书道歉的，以及被美国政府和欧美媒体不断声讨的“假新闻”“社交媒体操控”，一直以来就是美国希望并通过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对其他国家实施的国家行为。 可见，只有在服务于欧美国家外交政策与对外战略时，脸书才被认为是“可控和安全”的。

2010年1月，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在国务院宴请谷歌、微软、推特等诸多公司高层，与会成员在晚宴后于《赫芬顿邮报》刊发实名博客，题为“脸书、推特、优兔是外交的工具”?；故窍＠?，她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大力推动“互联网自由”战略，鼓励其他国家民众，尤其是被美国定义为不民主国家的民众，用互联网推动政治变革，实施“颜色革命”。

更早之前的1995年，美国国防部负责隐秘行动和颠覆性行动的副部长办公室战略顾问撰写《互联网：战略评估》报告，明确指出美国可以通过互联网投送信息，实现非对称的心理作战?？梢运?，脸书做出道歉，是承受巨大政治压力的结果。让扎克伯格为希拉里的败选背锅，不仅是有失公允的，而且是怯懦和不负责任的。

第二，欧美国家的政府以及主流媒体，判断是非的标准严格遵循“自我中心”的国家利益标准，对触及本国国家利益红线的行为严格说不。在其他国家面临来自社交媒体的假新闻或谣言的冲击时，它们则将此称为“互联网自由”，认为媒体应该遵循新闻专业主义，摒弃国家利益标准，并谴责其他国家政府任何试图管控网络谣言的行为。

当这种冲击超过预期，返回到欧美国家国内的时候，无论是前几年的“占领华尔街”、维基解密、斯诺登披露“棱镜门”，还是2016美国总统选举出现意料之外的结果，被发现俄罗斯黑客可能介入的证据，欧美国家的政府以及主流媒体毫不犹豫地扔掉了新闻专业主义，严格以本国建制派认定的国家利益为指导，遵循政治正确，以标准的意识形态化的刻板印象对材料进行加工报道。

包括此次《金融时报》的刊文在内，严格遵循“国家利益看门狗”的行为准则进行报道，让所有真诚的读者相信：这种事情只有俄罗斯干过，欧美国家从来没有做过;以及这种事情只能是欧美国家对其他国家干，其他国家除了逆来顺受之外，不能、不应、不可、不该做出任何回击。这种“蜜汁自信”，也确实让人叹为观止。

第三，定义欧美国家利益的权力掌握在建制派手中，欧美主流媒体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站在建制派一边。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是一场建制派与非建制派之间的激烈较量。这场较量包含两个场域：一个是计算实际票数的现实场域，另一个是理解现实的舆论场域。建制派输掉了选票，但是拒绝承认失败，试图在舆论场重新建构事实，并在舆论场赢回在现实中输掉的战争。这种做法不新鲜，一如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用兰博在电影屏幕上赢回输掉的越南战争一样。这种做法本身同样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即明确地告诉全球，定义欧美国家利益进而判定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权力，始终掌握在欧美国家建制派以及与建制派保持高度一致的主流媒体手中。

脸书的道歉，《金融时报》对其道歉的解读，以及相关概念的建构，比如用假新闻取代谣言，用夸大政治广告的作用取代对现实政策的反思，以及完全无视欧美国家实施进攻性互联网自由战略的事实等，都是这种游戏规则的典型体现。

而透过《金融时报》这种认为脸书“失控”的文章，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美国正在遭遇“互联网自由”的反噬。这种反噬的出现，源于美国不经意间充当了无意识的历史之手，同时又试图以错误的方式去驯服和掌控互联网。美国的问题，在于错误地认为可以将互联网作为单一国家的外交政策工具，用双重乃至多重的标准加以不负责任地使用，而完全不用担心由此导致的反噬。

但显然，真实情况是，美国国内早就存在的因为财富分配不均导致的阶层问题，同样可以被互联网放大。美国对其他国家实施的“颜色革命”策略，可以被有效地仿照、学习并复制在美国自身。美国政府本质上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时代的政府治理能力，更多的是基于个人和党派的政治需求，通过网络进行单向的政治动员。在能力不足又极度傲慢的心态下，最终导致玩火自焚，“互联网自由”的首倡者极具讽刺意义地被对手用互联网击败，又不愿意承认事实，不能从自身找原因进行有效反思，进而不惜冒着社会撕裂不断深化的后果持续进行质量低劣的政治恶斗，这确实有些出乎意料，并且有日趋不堪入目的发展态势。

对其他国家来说，这种反噬是一种难得的经验和教训。包括中国在内，各国都有理由借此机会认真思考如何实施有效国家治理的问题，也有必要思考建立更加完善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确?；チ姆⒄拐嬲芄辉旄Ｈ嗣?，推动可持续发展，而不是成为某些国家谋取私利以及政治恶斗的帮凶与工具。

(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