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全球大势和中国现实的变化,作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五年来,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宏观调控手段,保证了经济的中高速持续增长。

认清形势,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

在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以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指引下,面对国际金融?；蟮墓示质坪凸诰梅⒄瓜质?党中央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并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本质内涵和趋势性变化作了详细阐述。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相对于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传统赶超阶段而言的,是迈向未来均衡的、内生的经济发展模式之前的一个必经阶段,它具有如下三个“中高”特征或要求:第一,相对于年均10%左右高速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发展是中高速的,并通过适当的减速治理实现动力转换和体制变革。第二,发展不是简单的数量扩张,而应是以质量为导向的,产品和产业要逐步摆脱低质低端状态,向着中高端水平升级,参与国际竞争的不仅仅是中国制造,更是中国服务、中国智造或中国创造。第三,人均国民收入正向着1.2万美元以上的中高级收入阶段迈进,居民消费将成为生产的主要目的,并替代传统模式下的投资而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除了上述三个“中高”目标特征或要求外,经济发展新常态有着明显的时间跨度,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完成。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论断,无疑是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研判,为中国经济发展作了准确定位,从而也为下一步的宏观经济政策定下了基调。

明晰方向,提出新发展理念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是盲从发达国家经验,而是要从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基本国情、任务以及当前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出发,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方法论。首先,在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中央提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更加强调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其次,围绕三个“中高”的阶段性发展目标,提出了五大政策支柱及其具体要求,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再次,围绕上述理念与任务要求,确立了清晰的四大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即“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这四大任务不仅囊括了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四大总量目标,而且结合中国当前现实和发展要求,强调经济发展、体制改革、结构转型和风险防范等的统一性,在提出总量目标要求的同时,更关注结构性指标的改善。

从上述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的战略目标、发展理念和政策要求出发,我国在近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中,始终注重平衡好发展、改革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把经济发展的速度、改革开放的力度、转型升级的幅度和社会环境的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创新手段,完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时期宏观政策框架,对于减弱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效应起到了重要作用。总体来看,它有以下几项内容或特点:

一是实施区间管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区间管理内容更宽泛,对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新增就业人数等指标均设定了一个上下限,以稳增长、保就业为下限,以防通胀、控风险为上限,力求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当超过这个区间时政府要干预和进行托底管理。而且,依据不同发展时段,上下限是可以动态调整的。实施区间管理,使得近年的宏观调控更明确、更具有针对性。

二是进行精准“滴灌”,掌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和幅度。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政府干预难免会有一定的副作用,特别是需求管理的刺激政策带来的副作用是较大的,尤其是“大水漫灌”(大规模刺激政策)后遗症更大。而“滴灌”式的微调手段带来的副作用较小。

三是采取逆周期管理和预期管理。除了对经济金融顺周期性和跨市场“传染”等情形适时出台宏观逆周期对冲措施外,新时期宏观调控的一个特点是更加注重预期管理,通过引导市场行为,预警预防在先。

四是加强宏观审慎评估与监管。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包括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目标、评估、工具、传导机制与治理架构等一系列组合。中国近年加紧建立了以央行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以推动“从数量型调控到价格型调控”“从封闭的央行到开放的央行”“从监管商业银行到监管全市场金融机构”三方面的政策框架转型,涉及“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信贷政策执行”七大方面。从2016年起,央行将已有的“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

五是不同宏观政策、调控手段之间的协调与国际合作。在近年的宏观管理中,我国始终注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和金融监管等宏微观调控监管政策(甚至包括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之间的配合,注重国际经济金融合作,以使政策工具发挥合力,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

转换机制,提出并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抓手,化解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问题,推动经济运行状况的改善。二是针对政府自身的“放、管、服”改革,提出日程表大幅度放宽审批限制,减少不必要的程序,但加强事中、事后的过程监管,提高政府服务效率。三是鼓励并引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高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加快推动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上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为了应对目前面临的问题,而且更注重培育长效机制,通过引导增量,激活存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了整体经济效率。

重点防控,对重大矛盾问题实施专项治理

长时间较高的经济赶超发展使经济、社会和资源体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累积了一些负面问题,近年的经济增长减速又导致了一些风险点的出现,党中央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201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注重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问题,既防范增长速度滑出底线,又理性对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既强调改善民生工作,又实事求是调整一些过度承诺;既高度关注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群体性事件等风险点,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风险。”五年来,针对产能过剩、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债务等重大问题进行了专项治理,从中央到地方针对房地产问题实施了多轮严厉调控,2015年针对股市泡沫和股灾稳定进行了重点调控,近两年对汇率与外汇储备波动加以着力调控,这一系列调控措施较好地稳定了经济,化解了风险,使我国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这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五年来宏观调控取得的经验与成绩

纵观五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与探索,可以得出几点经验:一是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有机结合;二是把总量政策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更强调结构转型和资源配置优化;三是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相结合,在稳定需求的同时,更强调供给侧的提质增效和机制转变;四是微刺激、区间调控与定向调控相结合,更强调托底管理和相机精准调控;五是重大风险防控与逆周期管理相结合,在防控风险、处理隐患的同时,更强调经济金融趋势和问题的逆周期管理、预期引导和预警预防。

由于宏观经济调控行之有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尽管面临不小的挑战,但经济发展与改革仍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一是经济运行比较平稳,综合国力显著提高。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的平均增速达到7.2%,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二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不高,2013年至2016年CPI年均上涨2.0%;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从负转正,实体经济由通缩转向复苏。三是就业问题解决较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都超过12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4%左右。四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得到改善,近年来面临的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得到控制,外汇储备水平趋于稳定,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提高。五是经济结构深刻调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从2012年的55%大幅提高到2016年的65%;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2013年达到46%,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年进一步达到51%,开始占据“半壁江山”。六是“三去一降一补”等供给侧的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产业升级快速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得到改善,环保约束增强。七是我国经济呈现诸多新亮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进,以“互联网+”、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掀起了一轮创业创新的热潮,新设工商企业数量持续增加,地方股权市场迅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八是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的底线,避免了大的经济社会动荡。

回顾这五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可谓风险与机会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由于对策得力,措施有效,保障了经济稳中求进、稳中向好,实现了经济社会协调而较快地发展,其中的种种探索和积累的经验,必将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的宝贵财富。

(作者:王宏淼 张平 单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